1930年间，习仲勋同志在长武县城北药王洞庙宇，与李秉荣等同志第一次开了党的会议（当时叫聚头会），按照党的要求，号召同志们行动起来，进行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活动。1932年，当敌人在长江南岸与我苏区红军主力进行残酷的铁血战斗时（即所谓“第五次围剿”），为了发展我党武装力量，经中共（地下） 陕西省委决定，让我们所在部队立即兵变，北上与（刘）志丹同志所领导的工农红军汇合。并派省委刘林圃同志（后被敌人迫害），前赴陕甘南部山区凤州城、双石铺与习仲勋等同志严密布置兵变事宜。当时，习仲勋同志是党的营委书记。兵变前，党决定由习仲勋领导两当兵变，番号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大队第五支队”各连队均相继建立（党）支部，促成了全营士兵和下级官兵都变成了红军战士。习仲勋常向我们讲：为了能够顺利的开展革命活动，应该想很多办法掩护进行。这是“母亲”的话（母亲是党的代号），必须听。现将当时一些具体情况，写在后面： 部队驻防时间与当地群众关系。1931年至1932年间， 驻凤县（州）、双石铺、杨家店一带，将近一年时间。绝大多数士兵系农村破产、受饥饿的苦难青年，他们容易接受革命教育，同情群众疾苦，寻求解放的道路。当时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所到之处就是敲诈勒索，打骂群众，不是明里摊牌，就是暗里抢劫，到处民不聊生。我们所在的这个部队纪律严明，与人民能亲密相处，好象一家人一样。特别与当地回民关系很好，对清真寺从不侵犯，遵重回民的习惯。没有发生威胁、打骂群众的事情。并能帮助群众搞卫生，收庄稼，解除疾苦，清剿地方匪盗， 保护学校集会，安定地方秩序等。当地群众奇异地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军队。” 这个部队内党的组织情况。各连均有党的组织。正式建立三个（党）支部和一个直属小组（后来收编的机枪连）。党员约计百人，因不能发生横的关系，不能完全了解。当时主要负责党员有习仲勋、李秉荣、吕康若、李裕初、左文辉、许天杰、李特生、郭立山、高祥生（高瑞岳）、张觉（张子敬）、刘世明、石文杰、吴进才、张克勤、刘书林等15人。党的上级派来联系过工作的同志，据我记得的有李杰夫、陈贯英、第五百昌、孙作宾、刘林圃诸同志。 我们平常开会的地点，主要在凤州城外西南（凤凰山）和城廊南垣城墙上边，或关系比较密切，环境单纯的群众家中。有时，用“抹花花牌”作掩护。该部队在习仲勋同志的领导下，通过党的组织，经常鼓励士兵向长官进行斗争，向他们算经济帐，服装军械帐，公开帐目；要求民主管理，反对打骂、压迫和强迫命令等。从政治和阶级观点上，争取机会向士兵灌输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军伐勾结帝国主义掠夺、压榨人民的罪恶勾当；揭露蒋介石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宣传不要迷信命运，要进行斗争，斗争才能翻身，做自己土地上的真正主人；宣传苏联（当时叫苏俄）是我们的忠实朋友，我们要联合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民族进行斗争；宣传党的路 线和政策等。因为士兵多系乾州、礼泉人， 多是大荒之年农村破产农民，为了活命而投军的青年。因此， 能从思想上很快的接受党的阶级教育。由于习仲勋同志在该部队的教育、鼓励和组织工作 ， 以及其他同志的有力配合， 所以才具备了“两当兵变”的条件。兵变时间，我记忆在1932年阳历4月底5月初之间。兵变前，习仲勋同志所在连队，移防双石铺、杨家店一带。当时我党陕西省委地下军委会，派军委刘林圃同志前往，代表省委布置领导兵变事宜，住凤州附近张果老庙中（庙中还有道士）。为了严密兵变之举，就在那里开会计划，最后决定兵变的。在“两当兵变”之后，率领士兵沿途与反动势力战斗前进。总指挥原系吴进才，中途在战斗考验中，经过党委提议，全体士兵群众拥护，选举了许天杰同志为总指挥（即队长职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