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共创作了五首诗词，分别是《忆秦娥·娄山关》、《十六字令三首》、《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这些诗词，集中表现着毛泽东作为诗人的大境界、大气魄，也反映出了长征这一段波澜壮阔、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历程。其中，以《七律·长征》为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气势磅礴，可谓是千古绝唱。
《七律·长征》是红军长征的一个全景图。从题目就可看出，是写整个长征的经过与感受，诗人从正面挺身而出，运酣畅之笔朝四面八方抒写，景致转换空间巨大，一首八行七律担当了二万五千里，担当了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主题，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经历的高度概括。诗的开头先总括红军对长征艰难困苦的藐视，接着述写长征途中翻越崇山峻岭的无畏气概，再接着展现红军胜利克服大江巨川的豪迈情怀，最后唱出了红军历尽艰难困苦取得胜利的喜悦心情和战胜一切艰险的壮怀豪情。诗篇“尽开颜”三字非常形象地刻画了红军战胜险阻，走出绝地，眼前豁然开朗，曙光就在前头的无比欢快的心情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关于《七律·长征》的创作时间，通常的说法是“1935年10月”。这个说法的根据是该诗在建国后于1957年1月《诗刊》创刊号上公开发表时，标注的日期是“1935年10月”，随后成了惯例沿用至今。但据资料可以确定地说， 《七律·长征》是于1935年9月20日至22日，即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并在哈达铺停留期间创作的。理由如下：一是从地域上说，哈达铺距诗中所提的“岷山”最近。二是从意境上说，哈达铺为困乏饥饿之极的红军将士补充了给养，使红军绝处逢生，红军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红军生活比过年还要好。体力得到恢复后，红军战士精神振奋，战斗力大大增强，这更加符合“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意境；三是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在哈达铺发现了《大公报》、《民国日报》、《山西日报》等报纸上刊载的关于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后，眼前豁然开朗，找到落脚点，找到了“家”的喜悦让毛泽东等领导人情不自禁，诗以抒怀。四是资料表明，在1935年9月29日，红军到达甘肃通渭，在排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讲完话之后，首次公开朗诵了《七律·长征》。此时，离开哈达铺只有6天时间，在哈达铺到通渭这段时间里，日夜行军和战斗，再无空闲酝酿创作这样一首不朽杰作，而毛泽东在9月21日至23日，在哈达铺停留了三天两夜，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酝酿创作。四是张闻天和博古在哈达铺由于心情兴奋，时间充裕，也分别写出了《发展着的苏维埃革命运动》和《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和我们支队的任务》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刊登在1935年9月28日中央前敌委员会陕甘支队政治部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一军团一师宣传科长彭加伦也在当时的情景感召下写出了《到陕北去》的歌曲。这些都可以从侧面印证《七律·长征》创作于哈达铺的可能性。
先从说地域上说。诗中“岷山千里雪”所指的岷山，连绵千里，是自甘肃南部延伸至四川省西北部的一座褶皱山脉，大致呈南北走向，全长约500公里，主峰雪宝顶位于四川省松潘县境内，海拔5588米。岷山包括甘肃南部的迭山，甘肃、四川边境的摩天岭。红军是从甘肃境内的迭山翻越岷山的，翻越之后，就到了迭部（俄界）境内，9月18日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过大拉梁，19日在岷县的大草滩稍作休整，21日就到了达哈达铺，足见地域之近。那么，在离岷山更近的迭部（俄界）是否有可能创作此诗呢？否。因为在红军到达迭部时，前有天险腊子口重兵把守，后有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危害中央的图谋频频搅局，加之红军将士困乏未解，红军前途仍不明朗，毛泽东此时哪有吟诗之情？而9月18日红军突破腊子口之后，毛泽东虽然在鹿原里(今岷县绿叶村)住了一天，在此种心情之下，还是很难创作出诗的，更谈不到“尽开颜”。而且，“据考证，‘长征’一词是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会议上讲话首次公开使用，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孟宪峰：《踏访长征路第八站：哈达铺，几张报纸定下长征落脚点》），从诗的标题上说，在哈达铺之前，是没有“长征”这一说法的。所以，《七律·长征》并不是作于迭部（俄界）或岷县大草滩的，除了以上地方，只有哈达铺地域上离“岷山”最近了。
再从诗的意境上说。“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这首诗写成，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胜利翻越了岷山，二是诗人心情喜悦。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智取哈达铺镇。21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红军驻进哈达铺。毛泽东和张闻天住在“义和昌”药铺院内的三间瓦房里，周恩来和司令部一起住在“同善社”内。当时比起红军经过的大多数地方，哈达铺算是较为富庶繁华的农村集镇，由于出产著名的药材当归，这里驻着全国各地大小商号23家，商业活跃，物产丰富，物价也很便宜。五块大洋可买一头肥猪，两块大洋能买一只羊，二毛大洋就能买一只鸡或二十多个鸡蛋。红军自从江西出发，冲破蒋介石的道道封锁和重重包围，经过爬雪山,过草地,穿越人烟稀少的藏区，红军指战员的身体极度虚弱，正如彭德怀《自述》里回忆的：“出腊子口，行军中常见到道旁有同志无故倒地就死了。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红军到达哈达铺后，为了恢复红军体力，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全军上下，不论官兵民工，每人发大洋一块。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的每顿饭有三荤两素，比过年还吃得好。总政治部还通知各伙食单位请驻地周围群众一起会餐，每个单位都请了一二十个老百姓，大家亲热得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经过休养补给，战士体力得到恢复，精神大为振奋。杨成武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哈达铺是红军长征路上名副其实的“加油站”。党中央、毛泽东和红军此时的心情，正是诗中所描绘的“三军过后尽开颜”。
接着说诗人创作心境。在哈达铺红军获得了给养，这令人振奋，但还不足以让诗人“尽开颜”。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哈达铺邮政代办所缴获了《大公报》、《国民日报》、《晋阳日报》等一批近期的报纸，上面刊载有陕北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军，还有大片红色根据地的消息，真是喜从天降。经过几位领导人研究分析，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22日下午，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在宣布了中央关于将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的决定后，他动情地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的比较详细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至此，中央红军找到了明确的方向，找到了“家”，为后来走向大会师，转战陕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指明了道路。此景此情，作为诗人的毛泽东，回顾长征以来的艰难历程，想到方向已定，红军前途柳暗花明，曙光在前，再也抑制不住兴奋和诗情，挥笔一气呵成这首千古绝唱：《七律·长征》。
从诗的首次公开时间说。毛泽东首次公开朗诵《七律·长征》时间是1935年9月29日，据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胡安吉（时任一纵队一大队卫生队指导员）在《毛主席给我们朗诵诗》（载于1959年第二期《解放军文艺》）一文中回忆：毛泽东于9月29日到达甘肃通渭县城后，这天下午，支队召开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会场设在城东一所小学里（文庙）。毛泽东在讲完话后，笑着说：“我写了一首诗读给你们听听，不知行不行。”接着，便高声朗诵了那首《七律·长征》。毛泽东朗诵过了以后，会场上响起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这个回忆，得到了时任毛泽东警卫员陈昌奉和其他当事人的证实。张闻天夫人刘英同志也在《长征锁忆》里回忆道：“9月28日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第二天（29日）到通渭城，开干部会，毛主席诗兴大发，讲话时即席吟了后来十分出名的七律《长征》的诗篇”。从公开朗诵的时间看，《七律长征》至少作成于9月29日之前，这使通用的“作于1935年10月”的提法不攻自破。
那么，有没有可能吟成于哈达铺到通渭的路上呢？据定西史学者易思孝、郭建民《三军过后尽开颜》（载《毛泽东在甘肃》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一文详细记录了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于9月23日清晨离开哈达铺，到9月29日傍晚到达通渭县城的行驻日程：在此段时间内，为了突破敌人封锁线，实施“佯攻天水，北渡渭河”计划，甩掉敌军的堵截，期间除了在鸳鸯镇有一整天的开会、休息外，其余时间都处在急行军状态，与敌伪周旋，时间和环境都相对倥偬，是难以从容赋诗的。因此也可以认定，《七律·长征》诗的创作不在哈达铺到通渭的路上。
另外，据甘肃省委党校试用教材《甘肃地方党史》（秦生、王晋林1987年1月著）中写道：“1935年9月19日，红军继续北上，越过大拉梁（也可能被作者认为是岷山），毛泽东写下了著名诗篇《七律·长征》和《念奴娇·昆仑》。”至少可以推定，《七律·长征》确切的写作时间是1935年9月19日至29日。庆振轩、阎军在《毛泽东诗词全集辑注》（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版）中谈到《七律·长征》时说：“李白《战城南》：万里长征战，三军尽衰老。作者反其意而用之，是因为长征万里，历尽艰险，过了岷山，豁然开朗，柳暗花明又一村。”红军到了哈达铺，得到了休整恢复，中央和红军找到了方向，在这里，情与景的交织，引发诗人的创作激情，写出这首不朽的诗篇，这绝不是偶然的。
综合上述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推定，毛泽东《七律·长征》创作时间是1935年9月20至22日，具体写作地点就在哈达铺“义和昌”药铺，除此之外，哈达铺之前没有心情，哈达铺之后没有时间，只能是在哈达铺写就。在当时场景和心情之下，张闻天和博古两位领导同志也欣然提笔撰文，其他领导同志和宣传队员也纷纷创作，记下了这感人场面，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印证了《长征》诗作于哈达铺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