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荫河位于黑龙江五常县。

1933年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石井四郎自称经伪满洲国政府批准，带着部队，来到背荫河。由此翻开日本医学史最肮脏的一页。

他撵走村民，建起约100栋砖瓦房，用作“背荫河实验场”，进行细菌武器研究。驻扎在此的部队被称为“石井部队”。1941年6月，其番号改为臭名昭著的“满洲第731部队”。

在192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各国签订《日内瓦协议》，禁止研发、使用细菌武器。日本是签署国之一。但石井四郎坚定地认为，越是被严禁，就代表它越是强大。为此，他多次到欧洲，暗中调查细菌武器研制进展。

1930年前后，石井四郎开始在日本四处游说。他称自己游历世界26国（也有文献称是14或22个国家和地区），发现多国都在准备细菌战，杀人效率远甚于枪炮，且不受工业产能限制。日本若不做相应准备，将在未来战争中遭遇严重困难。

1932年，日本军方按照石井四郎建议，设立“日本陆军军医学校细菌研究所”。明面上是负责防疫相关工作，实际上就是在研究细菌武器。

做了一段时间的动物研究后，石井四郎向军方请求：“是必须加以实验的时候了。我们要求，把我们全体调到满洲，使我们用来维护皇军的细菌武器得以高度发展。”

这就有了背荫河实验场。《五常县志》记载：“1933年8月，日本侵略者在当地强占商号及店铺民宅，建立细菌实验杀人工厂。”

背荫河实验场由日军大尉中马管辖，故有“中马城”之称。“中马城”南北长450米，东西宽约230米。内外是3层院套、3层围墙。最外面是一道5米深、10米宽的护城壕，终年积水。围墙高3米，墙顶安装铁丝网、探照灯。围墙四角是碉堡型的炮台。村民们被告知晚间不许外出，若被哨兵打死，概不负责。

“中马城”内有一座高大的烟囱，每天冒出滚滚浓烟。离很远都能闻到一股浓烈的气味。“浓烟里还经常夹杂着黑蝴蝶一样的碎屑，飘洒在稻田、庭院、屋顶。”《生活报》2005年报道，后来日本人撤走了，一个庞姓老头爬进城看清了，冒黑烟的地方是炼人炉。

《生活报》称，五常市背荫河镇中心小学原址是“中马城”内关押“实验品”的监狱所在地。“在学校操场边缘，记者发现一排排青砖。背荫河镇中心小学副校长告诉记者，这是当年细菌杀人工厂的墙基。这里是空心的，一到夏天，雨水到了这里就下渗了。这么多年，谁也不敢挖开看看，就怕里面藏着毒气弹或什么细菌伤害到孩子们。前几年，在操场的地下有时还能发现死人的头盖骨。”

王子阳，抗日战士，后加入东北抗联第三军，任第六师代师长。原籍和出生日期已不可考。

根据东北抗联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刘海涛撰写的《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王子阳是在日军、伪军组织的“圈街”行动中，被抓捕的。

“圈街”主要是为抓捕抗日义士。也有不少无辜百姓被当街抓捕。据刘海涛描述，有些百姓因为在大街上吵了两句嘴，就被抓起来、送进“中马城”。

《东北抗联十四年苦斗史》回忆录记载，还有些民众是日军从中国东北各“矫正院”、收容所“特别移送”来的。

1938年1月26日，日本关东军宪兵队明确“特别移送”人员的标准，包括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怀有亲苏思想的间谍，意志坚定的抗日游击队员，虽然“罪行较轻”能被释放、但吸食鸦片或无家可归的游民，可能“重新犯罪”的人。

这些“特别移送”人员被称作“马路大”（maruta）。日语意为“原木”、“原材料”。计量单位为“根”。

“中马城”有百余间屋子。每间屋子里有若干铁笼子。被抓捕来的民众一人一个地，关在铁笼子里。还有一些被绑在墙壁铁钩子上。“将中国人当作养殖场里的动物一样对待，既是为节省空间，多收集一些实验材料。也是为毁灭犯人的尊严，消磨抵抗意志。”《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写道。

“刚到‘中马城’时感觉奇怪，里面能吃到大米饭和肉。日军每隔几天，就来抽一次血，每次大概有茶碗那么多。身体好的人，抽血十几次还留着。身体不好的，抽八九次就不抽了，然后被带走洗澡，再注射药物。不知道是什么药。几个小时后，有些人就没法说话了，神志不清醒。再接着，他们就消失了。日军称带其出去治病。”《关于满洲情形的报告》说。

被抽血的还有盟军战俘。《731部队用盟军战俘做传染病实验》一文指出：“抽血也是每月都有的事情。每月从收容所运出的血样每人50cc，1000人5万cc。每月抽取这么多的血液用于做什么呢？”

一位前731部队成员岛田常次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证实，霍乱小组始终需要血清及其他东西进行实验和研究。

资料记载，在“中马城”研究细菌武器的石井四郎先后3次，使用100多名抗日战士和无辜民众，进行鼠疫菌实验。石井四郎从感染鼠疫的山鼠身上，抓出跳蚤，碾磨成汁液，注射到活人体内，观察病原体在人体内的变化。当人感染鼠疫后，石井四郎又从其体内提取血液，再注射到另一个健康人体内。

1933年，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远藤三郎到“中马城”视察，看到用活人实验的情景。他在日记中写道：“被实验者一个个严密地关在栅栏里，把各种病原菌移殖于活人体内，观察其病情的变化……”

石井四郎等会对实验病逝者进行解剖，为查明症状，知道病原菌在其体内产生的作用。冯仲云撰写《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苦斗简史》中《背荫河车站的杀人工厂》一文记载，实验者死亡后经过解剖，被扔进高炉毁尸灭迹。

王子阳扛住了多次抽血。他跟难友们讨论，失踪者八成已经遇害，如果不主动争取求生机会，自己也会“失踪”。经过多次策划，他们决定在1934年9月30日，借着日本人过中秋节之际，逃出去。

这一天，牢房只有一名看守。王子阳假意与他套近乎。一名难友趁对方不备，用装满水的啤酒瓶将其打晕，搜出钥匙。王子阳组织还有体力的难友们向东墙逃。

或是天意。逃跑途中，“中马城”突然停电。王子阳等十多人搭起人梯，翻过围墙。其间，打晕看守的难友因体力透支，在攀爬过程中被发现、击中，当场牺牲。

《日本军细菌战》一书记载：当天成功越狱的有18人，3人冻死，3人被伪自卫团逮捕，其中除1名抗联战士被杀害，其余2人被送回背荫河。包括王子阳在内的12人投奔抗联。

石井四郎用活人做细菌实验的暴行随之公开。

此后，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多次袭击“中马城”。再加上日军在进行细菌实验时，发生一次爆炸事故，石井四郎决定将实验室迁入位于哈尔滨平房区的日本陆军医院南院。

在这里，石井四郎自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此后改番号为“七三一”。他们以医院为掩护，明面上生产滤水器。

实际上，这里就是“平房实验场”。根据央视纪录片《七三一》，自1936年建成，石井四郎等人持续进行鼠疫、细菌媒介、冻伤、霍乱等细菌研究，研制细菌武器。

无辜民众被注射、感染炭疽、鼠疫、鼻疽、霍乱等病菌。石井四郎和一群自称“科学家”的恶魔们，在不同阶段，活着解剖受难者，摘下他们的器官观察研究。

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用生命祭出数据。比如骇人听闻的“母性实验”：让一个母亲抱着自己的孩子进入密闭房间，然后加热地板。恶魔们要观察，抱着孩子的母亲会否因为忍受不了高温，把孩子踩在脚下避热。

还有“冻伤实验”：把人暴露在极度寒冷中。待四肢冻得硬邦邦，用木棍敲起来铿锵作响时，日军将其冻得坏死的皮肉泡进热水解冻，皮开肉绽，骨肉分离。

有些罹难者被用来进行毒液、毒气等科目实验。日本士兵远藤三郎于1985年出版日记，记录了两例用中国人进行活体高压电的实验。“第一个比较坚强，我们先用2万伏高压电流多次折磨，未致死，最后注射毒液害死了他。第二个人先是遭受5千伏高压电流反复实验，也未能致死，最后决定连续通电数分钟，将其活活烧死。”

离开实验场的唯一途径，就是焚尸炉。

据统计，自1939年8月至1945年8月，共有超过3000人被当作实验材料而遇害。

石井四郎还“研制”陶瓷外壳的跳蚤炸弹，以证明携带鼠疫的跳蚤远比直接投放鼠疫杆菌更致命。纪录片《七三一》称，1937年到1942年，七三一部队至少研制出10种细菌炸弹，产量超过1700枚。

1939年-1942年，石井四郎下令七三一部队远征浙江，在衢州、宁波、上虞等地空投细菌武器。

据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团团长王选称，截至2014年8月，在世的细菌战致下肢慢性创面患者，有700例。他们大多是在婴幼儿时期就染上“烂脚病”：双脚满是红得发黑的溃疡，流出的脓水散发恶臭。

由于烂脚病患者数量众多，当地有些村子因此被称作“烂脚村”。

1945年8月9日，为防止罪行曝光，日本关东军总部给石井四郎下达死命令，炸毁细菌武器研制基地，“全部炸毁，不留任何痕迹”。他们要让七三一部队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随后，石井四郎下令：屠杀。所有活着的死了的人，和大量实验仪器一起被扔进焚尸炉。焚烧后的灰烬被撒入松花江。

释放所有用于细菌繁殖的老鼠、跳蚤、黄鼠狼等实验动物。此后几十年，该地区还常有被野生动物咬伤并患上严重传染病的案例。

在平房等地投放“子弹”，每颗装有0.3公斤鼠疫冻干病菌。这导致1946年6月，距离七三一部队废墟5公里的义发源屯暴发鼠疫，103名无辜百姓死于非命。

吉林省档案馆历史档案管理处处长赵玉洁回忆自己首次看到七三一部队档案：“我记得那天在库房里，恒温恒湿的环境，我穿着大褂，应该是很热的，我却冷得浑身发抖。”由于每天面对这些充斥着暴行的档案，3名参与整理的工作人员一度患上抑郁症。

如今，“中马城”遗迹已完全消失。

日本右翼分子在等慰安妇死去，在等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死去，在等七三一部队受害者死去，在等历史翻篇。

正在看本文的你，是一个响亮的回答：“我们没有忘记。”

“如果我们忘记了，那就是我们的耻辱。我们将愧对我们的民族。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在这里无辜殉难的生命。如果我们忘记了，那就无异于这些生命的再一次死亡。”——纪录片《七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