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二级巡视员 孙 瑛
关于哈达铺在长征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搜集到的说法有就只有两种,一是“加油站”，二是“决策地”。离我们最近的两本著作《黄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中国工农红军征战甘肃史》“哈达铺成了红军长征中名副其实的加油站”《哈达铺红军长征旧址》，分别采用了这两种说法。2016年9月，吴晓军、冉小平共同著作，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工农红军哈达铺纪实——长征路上加油站、落脚陕甘决策地》一书，则同时采用了这两种说法。
对于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很不够。从目前收集和整理资料的情况来看，哈达铺的历史地位应该是很清楚的：它是北上陕甘的策源地，是长征途中的加油站，也是“成徽两康战役”计划的制定地。总之，是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地方。
一、北上陕甘策源地
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到达哈达铺之后，根据当地发现的报纸刊载的信息，做出了北上陕甘之所以说哈达铺是北上陕甘策源地而不是决策地，主要是因为北上陕甘的决策是在榜罗镇做出的，而不是在哈达铺。
当时，党中央对北上陕甘的决策异常地谨慎。原因有三：一是消息没有及时性，仅能作为参考而不是依据。有些专家学者认为毛泽东等人在哈达铺看到的登载有陕甘革命根据地消息的报纸是七八月份的。如果是这样,时间已经过去了40多天。洛浦在9月22日撰写、27日刊登在陕甘支队前敌委员会和政治部合编的《前进报》上的《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中说：8月1日《大公报》载“徐海东与七月中旬率悍匪三千余众，有商南、洛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出…其后匪部继过兰［蓝］田，出洛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这段引文清楚表明，报纸刊载的消息是40天以前的。也有专家学者认为是9月15号以后的,即便是这样,也差不多半个月时间过去了,信息的可靠性也大打折扣了。因为在战争年代，形势瞬息万变，变数太大。二是决策稳定性的必然要求。中央刚刚在俄界会议上做出了“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的决定，由于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在消息不确定的前提下，谨慎决策是非常必要的，否则也会产生朝令夕改之嫌，给刚刚整编后的部队带来不必要的疑虑。三是战胜党内分裂主义的必然要求。中央红军自开始长征以来，一直在寻找合适的落脚点。从最初打算落脚湘西到进入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之前已经有过六次选择，即与二、六军团会合落脚湘西、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向川西发展、创造新的云贵川苏区、再向川西建立苏区、以四方面军会师后建立川陕甘苏区。前五次的选择都因为敌人的围追堵截而无法变成现实。第六次无法实现则是因党中央与张国焘南下西进川康由分歧演变成了“北上”与“南下”的分裂，迫使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先行北上。此后，单独北上的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在突出重围、寻找新的落脚点任务之外，又增加了更加重大的任务——战胜党内分裂主义错误、使党和红军走向团结统一。这就意味着选择不再是单纯的落脚点选择，而是任务叠加的选择，一旦决策失误，不但会给先行北上的红军造成严重的损失，也对党最终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带来更加不利的影响。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党中央一落脚陕甘，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就不攻自破了。鉴于以上原因，哈达铺没有能成为北上陕甘的决策地，而是策源地。毛泽东曾在在铁边城会议上说：“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当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之后，长征路上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在《榜罗镇》一文中写到“我们那时仅在沿路取得的国民党报纸上知道一些陕北的事情。那边有二十六军，后来又有个二十七军。鄂豫皖来的二十五军象已与他们会合。”这两份文献说明，党中央到榜罗镇后，陕甘根据地不但存在而且还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已经汇合的消息给了党中央下决心将落脚点和革命大本营放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信心与决心，也因此有了榜罗镇政治局会议及其决定。
策源地，意味着党中央和陕甘支队北上的方向进一步明确了，没有立即做出落脚陕甘的决策，恰恰是党中央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长征途中加油站
“长征路上的加油站”这一提法，最早是杨成武将军于1936年写的回忆录中对哈达铺的评价，此后这一提法得到了红军将士的广泛认同，并长期沿袭下来。这一说法，对于没有后方供给前方迎接、只有后方追击前方堵截的长途奔袭的红军将士来说，的确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仅仅将加油站定位在在物质层面是不够的。我认为，加油站至少应该在这样三个层面上解读。
一是物质层面。对于艰苦征战了近一年的红军来说，来到哈达铺后，这里的富裕就深深印在脑海里了，以至于六十多年之后，说起哈达铺还是那么津津乐道：“这条一里多长的小街，两侧都是青瓦房，街心有一座古老的戏楼，街上还有一座小关帝庙，这些都引起了战士们极大的兴趣。”“街两旁的小店铺几乎一家挨着一家。因为有陕西、河南等地来的‘客户’，货物比较齐全。他使我想起1929年下井冈山后，第一次占领的城市——闽西长汀。好久不见的白纸、麻纸；生茂牌蜡烛；毛蓝布，青洋布；甚至绸缎、锣鼓家什都有。”“我们买了东西，才知道这里的牛、羊、鸡、鸭、蔬菜的价格相当便宜，加上敌人留下的大米、白面、食盐又多，各部队的伙食单位都忙得不可开交。”陇南党史一卷本记载：陇南人民仅粮食支援就达100余万斤。
二是精神层面。对于饥饿的战士来说，物质上的补充确实是体力的加油站，但对党的领导层面来说，精神层面的加油补充才是最最重要的。这种精神力量，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有型的，如毛泽东创作的《七律·长征》，洛浦的《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博古的《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彭佳伦在哈达铺创作的歌曲《到陕北去》，还有许多更加珍贵的日记等等，都给我们留下了历史的明证。
但我们在挖掘历史时，忽略或没有完全将这一作用充分挖掘出来。比如，我们提出一个大胆的说法，即“一张报纸定乾坤”，但好多年过去了仍然叫不响，原因是我们自己底气不足。止目前还没有人能理直气壮地说清楚到底是不是？是哪一张？有专家认为就是《大公报》，因为洛甫《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一文，从头至尾向干部战士通报的都是当年7月7日、23日、29日、31日和8月1日《大公报》刊载的消息，而博古的文章则更直接的说明，他的文章的消息源就是“参阅洛甫同志：‘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一文”。洛甫在9月22日撰写的这篇文章中写道：“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这说明，党中央对红25军的长征情况是不清楚的。问题是，如果我们承认这种说法，那意味着毛泽东22日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比较详细的陕北红军消息，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因为徐海东等率领的红25军9月15日才到达陕甘根据地的永坪镇。《毛泽东年谱》上卷记载：9月22日，毛泽东参加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做了形势与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步步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哪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差距，需要我们今后下决心搞清楚。显然，“一张报纸定乾坤”的问题就是其中的关键。
再比如，《念奴娇·登岷山》《七律·长征》两首诗词都是在哈达铺创作的观点，最早也是陇南党史专家罗卫东提出的。但到底是不是，迄今还是自娱自乐，还没有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像这样一些问题，都是我们应该加大力量去挖掘，下决心搞清楚，并且要有预案的问题。如果是，我们下一步怎么办？就拿这两首诗词来说，我认为如果是，就要抓住机遇将它还原，因为这首词从诞生到改名、改词、改句，其间也有几十年的历程。1957年《诗刊》1月号发表毛泽东诗词18首，毛泽东改了这首词的名称。1958年9月文物出版社将18首加上《蝶恋花·答李淑一》共19首诗词结集出版成书，许多人开始注解这些诗词。当年12月，毛泽东看后发现有些注解的不准确或不对，因此，他亲自又做了批注。在批注中他将“一截留中国”[见照片原件]一句改为“一截还东国”，使这首诗词气势更加磅礴，意境也更加雄伟。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196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毛主席诗词》时，照毛泽东的意见，又改为“一截留中国”。它的几次改动一方面反映了诗词创作者对作品本身的负责态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个政治家的心路历程。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学者曹应旺认为，这首诗露出了毛泽东对世界革命的整套思想体系的最初光芒。所以，可以将这首词承载的文化信息在鹿原里毛泽东旧居里作为一个主题可以陈述、陈展；在哈达铺纪念馆改造提升中补上这一相关内容，让红色文化的价值再提升。当然，这是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大问题，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审核批准。
三是武装力量壮大层面。目前关于陕甘支队北上途中在哈达铺扩红的记载极少，但红二、四方面军途径该地区都有扩大红军的回忆录和记载，这也是加油站的一个层面，应该在我们的视觉之中给予恰当的反映。陇南党史一卷本中记载：陇南共有5000多名青年参加红军，其中岷县（包括今宕昌）和成县各编了一个新兵团，共有3000多人；红二方面军在成徽两康地区扩充了2000多人的队伍。这对长期征战、减员不可避免的长征队伍来说，不能不是一次加油的作用。
当然，关于加油站的作用，很可能还不止这三个层面的认识，比如在哈达铺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当时干部队伍现状的判断和意见建议，及其随后作出的一些决策和调整，也可以理解为干部队伍的加油站。
三、“成徽两康战役”计划的制定地
1936年8月5日，朱德总司令签发《岷洮西固战役计划》，将即将北上的红二、红四方面军分为三个纵队，其中红二方面军为第三纵队，担任策应第一、第二纵队任务。16日，红二方面军先头部队红6军团沿达拉河进入甘肃境内并沿达拉沟、白龙江而下，于25日到达哈达铺地区，其余部队跟随前进。30日，党中央发布《对一、二、四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意见》，要求红二方面军速向陕甘交界出动，首先出击敌王均防线，之后占领凤县、宝鸡、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再与其决战。意见指出，在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红二方面军向东的行动最重要。9月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到达哈达铺。红二方面军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精神，克服部队减员、未及休整等困难，于7日完成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计划的制定，8日发布《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从11日起开始实施战役计划，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随中路纵队行动。在短短的10天时间里，战斗部队奔袭前进700余里，相继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和西和、礼县、武都及陕西略阳、凤县的部分地区，胜利完成成徽两康战役计划。
成徽两康战役的部署与胜利，对陇南的历史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首先是为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建成打下了基础。成徽两康战役胜利结束后，红二方面军除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凤县、略阳，继续打击东面敌人，以配合红一、红四方面军军事行动外，驻守各县区的部队开始在陇南地区积极帮助建立党的组织和革命政权，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进行临时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工作。9月正是陇南的秋收季节，红军战士热情地帮助群众收割庄稼，深受群众欢迎。红军战士还利用集日，以敲锣打鼓的方式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表演反映群众革命斗争的文艺节目，并给青少年教唱《我们红军打土豪》等革命歌曲。经过持续广泛的宣传教育，群众的阶级觉悟很快提高，许多人主动为部队腾出住房，给部队送水送饭，传递消息，不少青年踊跃参军，革命热情极为高涨，处处呈现出新的气象。
在普遍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红二方面军开始发展党政军群组织。1936年9月成立由甘泗淇任书记，以徽县为中心活动地区的中共甘陕川省委，下辖由李国斌任书记的中共两当县工委；先后成立成县、两当县、徽县、康县四个县级苏维埃政府；先后成立成县陇南抗日游击队，徽县工农抗日游击大队，两当香泉义勇军等武装组织。在群众团体方面，成立两当县农会，下辖西关、香泉、刘坪、田坝子四个区农会；在徽县成立徽县回民自治委员会，并组织东河、东关、东关口、东柳沟四个抗日委员会；在礼县成立礼县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在革命政权的组织下，各地掀起发动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分发胜利果实的高潮，并积极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和筹粮筹款。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形成了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甘南临时革命根据地互相呼应的有利局面。
其次是播撒的革命火种在陇南燃起的革命烈火生生不息，为红色基因的传承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红二方面军到来之前，红二十五军、党中央和陕甘支队、红四方面军都先后到过陇南部分县区，红二方面军到达陇南和成徽两康战役的开展，使这些部队播撒的革命火种在更深更广的层面范围散播开来，尤其是红二方面军创建陇南临时革命根据地的行动，为穷苦的百姓撑起了一片蓝天，穷苦百姓过上了当家作主、扬眉吐气的日子，革命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红军北上后，尽管有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但仍然有一大批青年沿着红军的足迹，坚定走上革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前，党在甘肃国统区的秘密党员和秘密组织活动都是全省最多的地方。这一切都充分展示陇南共产党人的特质，展示了陇南人民坚定跟党走，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也是今后陇南人民继续奋斗的力量源泉。
监制：杨余庆 责编：靳淑敏 编辑：马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