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宗成康
我为什么要论述这个问题？现有关于哈达铺转折的不少研究论著，往往孤立地看待和分析红军在哈达铺获取报纸这一事件。这给人的印象是，哈达铺转折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从而低估了哈达铺转折的历史意义和地位。事实是，检阅历史资料我们发现，哈达铺转折与红军北上战略方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北上战略方针是中共中央的既定决策，实施中虽受到张国焘的干扰，但俄界会议决定，“中央应继续坚持北上的方针”。红军北上战略方针是哈达铺转折的前提，没有北上战略方针，就没有哈达铺转折；而哈达铺转折保证了北上战略的实施，没有哈达铺转折，就很难说红军北上战略方针取得成功。本文主要论述红军北上战略方针与哈达铺转折的关系，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哈达铺转折的历史意义与地位。
北上战略决策产生了哈达铺转折
哈达铺转折不是偶然的，这是红军北上进取甘南的战略方针引起的。红军北上进取甘南方针的确定，是哈达铺转折的前提。有了红军北上战略方针，才有了哈达铺转折。而北上战略方针是中央审时度势，反复斟酌的结果，这一方针的产生可分为三个时间段。从思考和选择红军战略方针发展过程看，红军进入川西北之前，中央一直设想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但随着红军向川西北进军，中央重新审视这一战略方针。两河口会议确定的红军战略方针，是中央基于从政治、地形、居民、物质条件上，将北上与南下及西进战略反复比较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因此，红军北上战略方针，是红军长征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共中央坚定不移的战略决策。它明确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即首先占领甘南，向着川陕甘发展。哈达铺在甘南，处在红军进取的战略方向上。所以哈达铺转折也绝不是偶然的，作为在红军北上战略方向上产生的哈达铺转折，是这一战略方针发展的自然结果。
北上战略要求应有类似后来的哈达铺转折
细读当时中共中央及领导人关于北上战略方针的论述，不难发现，这一战略要求红军北上过程中，需要有一个类似于后来发生的哈达铺转折。这就是，这一战略要求中共中央择机决定，对建立根据地作出战略选择，以建立红军新的根据地。
两河口会议前，张闻天在红军《前进报》发文指出：“（两军会合）红军主力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就在这一地区内建立苏区根据地，显然是不利的，”接着，张闻天认为，“我们不能长久的停留在这一地区,我们必须继续前进,来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由于我们进入这一地区,造成了我们在陕甘建立苏区根据地的可能”。“首先突破敌人北面的防线，将红军主力转入川陕甘的广大地区内，寻求在运动战中大量的消灭敌人。”张闻天提出红军继续向北进军。红军北进在何处建立根据地？张闻天提出，“在这一胜利之后,我们就能够转入川陕甘广大的地区内同敌人进行运动战,在继续的胜利中求得临时依托之所，一直走到苏区根据地的建立。
川陕甘三省是一块很广大的地区，在取得松潘之后，我们或将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到底在川陕甘哪一地区开始创立根据地，就决定于当时的敌情，与我们同敌人作战的胜利，与胜利的大小。为了寻求运动战消灭敌人，红军主力常常不能停留在已经开始赤化的地区内，而需要转移地区。但这种转移的目的，是为了寻求作战，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而转移的范围，也就在川陕甘地区内。”这段文字的意思是说，红军北上以后，在川陕甘广大地区运动中歼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东南或川北一部分地区，并根据敌情和红军胜利局面决定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简言之，红军在北上胜利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将在某一地作出决定，实行红军战略转折，建立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在两河口会议上的报告也说：“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和张闻天都说要占取甘南，但并没有说就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究竟在哪建立根据地，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事先作出明确的答案，这一切要等到红军北上后，中共中央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实行战略转折。
正因为如此，红军北上过程中，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文电，对在何地建立根据地有过多次不同的表述。
先是说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后来说以甘南为根据地，赤化川陕甘三省；
又说在甘肃地区建立根据地；再后来8月下旬又说发展陕甘两省广大地区为根据地。
这些关于红军北上建立根据地的不同表述，说明中央对在哪建立根据地问题，只有川陕甘大的方向，并没有确定具体地区的答案。这个问题要等到红军北上胜利的发展，视情作出决定，实行战略转折。这就预示着这一战略一定会发生类似于后来的选择根据地的哈达铺转折。至于这一转折是发生在哈达铺还是什么地方，并不确定，但一定是发生在红军北上胜利的地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达铺转折不是偶然的，它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北上战略任务的变化提升了哈达铺转折的地位
不能孤立地认识有关陕北红军根据地报纸信息和哈达铺转折的地位，应该将其与中共中央北上战略任务相联系进行分析。报纸关于陕北根据地信息对于不同战略任务需求的人群来说，有着不同的作用和价值。对于没有战略任务需求的人群来说，它就是一则平常的消息。而对于有迫切战略任务需求的北上红军来说，其信息和转折就是命运攸关。
应该说，中共中央在提出和确定红军北上的战略任务时，对陕甘红25军和红26军斗争的情况有了初步了解，这在当时的文献中都有反映。但红25军和红26军斗争，在当时一四方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宏大任务的战略需求中，只是其战略任务实现的依据和条件之一。
红军右路军过草地后，由于张国焘顽固坚持南下的错误，中共中央率领右路军中红一方面军主力7000余人先行北上。俄界会议要求继续执行北上战略方针，并提出了红军新的战略任务，就是通过游击战争，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建立根据地。毛泽东后来说，“那时的口号，打到陕北去！”
“打到陕北去！”是毛泽东在俄界会议提出的意见，这有陕北接近苏联的因素，也有陕北存在红军斗争的因素。红军应不应该去陕北，还需要进一步求证。这样，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信息成了中共中央和红军关注的焦点。时任侦察连指导员的曹德连奉命到哈达铺，从获取的报纸上一看到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非常惊喜，画上红杠杠，这说明不仅中共中央，就连一般的红军指战员都十分关注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
新的北上战略任务和战略需求催生了哈达铺转折。在哈达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没有涉及到转兵陕北问题，但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期间，主要领导人都看到了刊载陕北红军及其根据地消息的报纸。张闻天和博古在这期间还专门撰写文章，刊载在红军出版的《前进报》上，说明他们看重和惊喜陕北红军及根据地存在的消息。
如果说俄界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打到陕北去，这是毛泽东的主张，俄界会议决议没有提到这个问题，那么，毛泽东在哈达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正式宣布红军要北上陕北，应该是中共中央领导层已经对红军行动进行了议论并形成了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说哈达铺正式开始了红军长征的新的转折，后来的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是对这一转折的正式确认。这就好像通道转兵，黎平会议正式决定一样。不同的是，通道转兵，中央领导层还存在激烈争论，而哈达铺转折，应该是中央领导一致意见。
战略任务的变化了，红军的战略需求也变了，陕北红军的斗争和哈达铺转折，对于战略任务变化了的中共中央和北上红军来说，其地位提升了，变得命运攸关。从当时中央领导层的论述可见哈达铺转折的重大意义。我的文章根据他们的论述列了四个方面：
哈达铺转折，是走向顺利结束红军长征的转折。由于明确了目的地，红军朝着陕北根据地、迅速结束长征进军。毛泽东看了从哈达铺得到的报纸上关于陕北红军的消息非常高兴，“他笑容满面地连声说：‘好了好了！我们快到陕北根据地了’。”红军长征中，中央一直在寻找和谋求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的话等于是在宣布，长征快结束了，红军要到家了。
哈达铺转折，是扩大陕北根据地，推动西北苏维埃革命运动的转折。在哈达铺得到的报纸上看到陕北红军的消息后，张闻天认为红军进入陕北，将大大的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博古说，陕甘支队从现在开始，就要承担起巩固陕北苏区根据地，推动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的责任。这表明，从哈达铺转折开始，红军从一年来无后方作战，转变为巩固后方、推动革命斗争发展的作战。
哈达铺转折，是中共中央和红军进入抗日斗争前哨阵地的转折。北上战略方针制定的依据之一，就是要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在哈达铺从报纸上看到陕北红军及根据地消息后，博古就提出，要将陕北苏区及其斗争提高到反对日本侵略的哨兵地位。这表明哈达铺转折，预示着红军的角色要变，随着民族危机加深，红军要转变成抗日哨兵。
哈达铺转折，是向着建立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中心的转折。北上战略方针的目的就是要在陕甘造成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形成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哈达铺明确了进军陕北的目标后，毛泽东就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哈达铺转折，为中共中央和北上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并将其建成中国革命领导中心，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在红军长征史上，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了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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