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石 雷
哈达铺,位于甘肃南部,在岷县、宕昌之间,属宕昌县所辖。它是中央红军长征路经甘肃的第一个乡镇。红军长征途中，曾两次到哈达铺，在该地制定了挥师北上的战略决策。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长征，都经过哈达铺。“哈达铺会议”在中共党史，特别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黎平、两河口、毛儿盖、俄界、榜罗镇、吴起镇、会宁等地召开的会议，它应该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主要从哈达铺探讨在它红军长征中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一、哈达铺是红一方面军作出北上战略的决策地
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组成后，先后取得了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增编了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等军团，部队发展到约14万人。1934年11月下旬，红军冲破湘江的封锁线后，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黔北开辟新的根据地。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大雪山，战胜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6月12日在川西懋功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6月26日，党中央在懋功附近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北上抗日”的基本纲领和“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标。
俄界会议后，红军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1935年，蒋介石得知红军已出草地，进入甘南继续北上的消息后，企图凭借天险把红军堵回原路，消灭在雪山、草地和藏区一带，急电朱绍良(时为甘肃主席)扼守天险，拦截红军。朱即令新编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用两个团的兵力，在腊子口布设防线，堵截红军北上。9月14日，党中央、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及中央纵队到达迭部县的茨儿那村，在他住的小楼内，召见了红四团团长王开湘和政委杨成武，交代了3天之内必须夺取腊子口的重要任务。
腊子口位于迭部县东北部，是四川通往甘肃境内的重要隘口。“腊子”为藏语，意为高山谷口。这里平均海拔近3000米。腊子口东西两面的悬崖绝壁高达500米，峡道为南北走向，长约300米，宽近8米;腊子曲水从沟底由北向南奔腾穿峡，河上架有1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两边绝壁，要通过腊子口必须经过这座大桥。隘口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故称“天险”。敌军在桥头筑有好几个碉堡，以四挺重机枪把守，在隘口布置了两个营的兵力。从隘口至邻近的岷县，高山纵横，敌军还纵深配置了三个团，扼守着隘口至后面高山的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红军北进去路。9月17日拂晓，红四团的英雄们在预定的时间内攻克了天险，并“穷追敌军90里，占领了岷县的大草滩，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2000多斤”，彭德怀记述:“那时干部和战士真是骨瘦如柴。”这给红军给养以极大补充。英勇的红军就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妄想堵击红军的美梦，为红军北上打开了最后一道天险，从而为在陕甘开辟新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聂荣臻在回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泽东同志得知腊子口战役胜利的消息，非常高兴，立即给彭德怀发去了“腊子口已得手，你们本日(17日)照原计划前进”的电报。当日红军顺利通过腊子口，向哈达铺方向前进。
1935年9月18日，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占领哈达铺。哈达铺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自明代开始，这里就以富甲一方闻名天下。特别是当时，仅各种商号就有800多家，有着丰富的物资储备。中央红军在战争年代，搜集情报的手段比较简单，但是从敌人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搜集情报，获取大量信息，这是一个重要的渠道，所以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千方百计的搜集报纸，看报纸，从敌人的动向上来搜集情报、搜集信息，这是我军在战争年代的一个重要渠道。9月20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到达哈达铺；从当地邮政代办所国民党报纸上获得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的消息，做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
红军经过爬雪山、过草地，到达哈达铺已因饥饿劳累，瘦瘠不堪。为了迅速恢复红军体力，总政治部提出了“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经过休养补给，战士体力得到了恢复，精神振奋，战斗力大大提高。9月22日上午，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住地召开中央领导人会议，当日下午，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改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的报告既分析了形势，又指明了方向，极大得鼓舞了红军将士，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党中央在哈达铺正式决定改编红一方面军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担任司令员，毛泽东兼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
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毛泽东的报告，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从此，红一方面军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和陕甘晋宁地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开创中国革命和革命斗争新局面的伟大斗争”。“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宣告历时一年、纵横11省、长驱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胜利结束，从而完成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任务”。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胜利结束长征。11月 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讨论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同时，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任命彭德怀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第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第十五军团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毛泽东、朱德同志直接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它对创建农村根据地、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和进行革命战争的实践，为确立和实践党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正主义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治党治军的领导骨干，有力地推动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 红一方面军“确立和保卫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正确领导，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红一方面军“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红军战略战术的形成等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可以说，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主要来源于红一方面军的斗争实践，反过来又指导红一方面军进行胜利的斗争。”
二、哈达铺是红四方面军完成战略转移的部署地
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出红一、四方面軍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 9月上旬，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上方针，擅自率领左路军南下，途中部队损失严重，付出了重大代价，红军由南下时的8万之众锐减为4万余人。
在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一再电令下，1936年3月30日,到达贵州的红二、六军团在盘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根据中革委的意图，放弃在滇黔边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征战，于7月2日,到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红二、六军团正式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红军总部决定将第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
这时，张国焘在党中央的耐心争取和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同意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1936年7月5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组织红二方面军及干部任职的命令。命令说:“决以二军、六军、三十二军组织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治委员兼二军政治委员。”组成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联袂北上,向甘肃南部前进。红二、四方面军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北进。
7月2日至10日,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向甘南进发。继红四方面军之后,红二方面军也组成两个梯队,于7月11日由甘孜的东谷出发,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拟经日庆、西倾寺、阿坝、包座等地向哈达铺地区前进。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为了保证部队顺利地通过草地,共同北上。中共中央于7月27日决定成立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朱德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中央西北局于1936年8月5日在求吉寺召开会议，研究分析甘南敌情,制定了《岷洮西战役》计划,决定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州洮州之前,以二、四方面军先机夺取岷州(岷县)、洮州(临潭)和西固（今舟曲)地区,以利继续北进。红二、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由于吃够了远离中央和在雪山草地反复行军的苦头,渴望早日与中央会合,实现党和军队的统一,走上抗日前线。因此,对中央西北局提出的北进之举非常拥护。8月5日至12日,各纵队按照《岷洮西战役》计划,先后由包座出发,向指定地点挺进。9月1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先头部队到达哈达铺。9月6日,红二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全部到达哈达铺地区,部队驻扎在麻子川、阿坞、哈达铺、理川、脚力铺、宕昌镇一带。
红四方面军在哈达铺地区发动指挥了“岷洮西（固）战役”，即今舟曲、岷县、临潭县的广大地区。两个方面军历时三个月的战役战斗，消灭了蒋介石在甘肃南部的有生力量，摧毁了国民党在当地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以哈达铺为中心的陇南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央关于建立陕甘川根据地的指示，红军每占领一地，即建立苏维埃政权。全区（包括岷县）共建立了148个县、乡、村苏维埃政权，开创了陇南革命根据地。这是三个方面军离开江西、湖北、四川的根据地之后唯一建立政权的地区；扩大了红军队伍。三个方面军在陇南三个月，共有5000多名陇南儿女参加了红军，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参军人数最多的地区；组建了地方武装。为了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同时，县乡两级都组建了地方游击队。红军撤离后，大多数游击队员在巩固根据地的战斗中牺牲；培养了陇南地下党，加速了陇南解放的进程。
三、哈达铺是红二方面军实施主力会师的出发地
1934年10月，由任弼时同志领导的红六军团和由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川黔地区会合后，组成红二、六军团总指挥部。为了箝制湖南的敌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向湘鄂边区的敌人展开了强大攻势。从11月初到12月份，接连攻占了永顺、大庸、桑植三县。一九三五年初，红二、六军团根据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军委分会，贺龙同志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任委员，彻底纠正了夏曦在湘鄂西推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武装力量和根据地得到了很大发展。
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使湖南军阀何键惶恐不安，即电蒋介石告急。蒋介石集中二十万军队，组成东、西、南、北四路纵队，采用经济封锁，筑堡推进的政策，向我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这时，遵义会议已经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军的领导地位。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军委为粉碎敌人对湘鄂川黔根据地的“围剿”，于1935年2月及时地发来了一份十分重要的电报，指示二、六军团“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地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在斗争确实不利时，“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 贺龙同志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率二、六军团，从1935年初到8月间的半年期间，连续作战三十多次，取得了陈家河、桃子溪、板栗园以及忠堡等战斗、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打乱了敌军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这一时期的战斗打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了贺龙同志善于领会和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1935年10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又开始了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动用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从四面筑堡推进，企图逼我红二、六军团在龙山、桑植、永顺的狭小地区内，进行有利于他的战役决战。这时又接到中央两次来电，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贺龙同志和军委分会其他同志根据中央二月的电报指示及当前的敌我态势，对战略方针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眼前十多倍于我的敌人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部队给养也很困难，固守根据地已不可能。在敌人包围线外原有苏区的地理条件也不利于我军主力活动。于是确定了向贵州的石阡、镇远、黄平方向转移的战略方针。并决定在突破敌人封锁线后，先在湘中之雪峰山东、西两侧作战役展开，尔后的行动视情况而定。军委分会最后确定根据中央二月电示的精神，向南突围，相机创造新的根据地。红二方面军的长征实际上从此开始了。
1936年6月3日，红六军团翻越雪山之后，“到达理化以南甲洼地区，与远道前来迎接的红三十二军会师。” 为了迎接红二、六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曾专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二、六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动员会上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有搞好，要接受教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吵架归吵架，团结归团结，不能分家。现在老二就要来了，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每个部队都有自己的长处、短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会后，各部队广泛地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热烈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经过道孚、炉霍到达甘孜。军政治部宣传队还临时编了个《迎亲人》的歌，深入战士们的驻地，分别教唱。
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胜利会合。阶级兄弟、革命战友，经过艰苦奋战后会合在一起，显得格外亲切。在甘孜，红二方面军见到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才知道张国焘私立伪中央，妄图分裂红军的阴谋；也才知道在桑植收到的要二、六军团仍然留在原有苏区附近的所谓中央来电，和在盘县收到的要他们沿一方面军长征的路线渡金沙江去甘孜会合四方面军的所谓中央指示，在中甸收到的要二、六军团分两路去甘孜的所谓中央指示，都是张国焘发来的。张国焘利用职权，把持红军总部，长期隔绝党中央和二、六军团的联系，企图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斗争，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阴谋。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都逐渐认识到南下是一条绝路，纷纷要求继续北上抗日。张国焘才不得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
7月7日，红二、四方面军在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的领导下，以四方面军为一梯队，二方面军为二梯队，北上过草地。张国焘仍然继续闹分裂，而且时时想着逃跑。胜利会师部队走出草地，经过包座、巴西到达甘肃的哈达铺。稍事休整后，攻占成县、徽县、两当，转而向北到达静宁、会宁。这时毛主席、党中央派聂荣臻、左权同志率领部队前来接应。
10月，英雄的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了。旋即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了敌胡宗南一个师，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长征。“当二方面军到达陕甘边境时，党中央、毛主席又派邓小平同志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七十三师胜利会合，揭开了激动人心的三大主力会师的序幕。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第十师，与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师在甘肃会宁的青江驿、隆德的界石铺胜利会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入会宁城。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率总指挥部到达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左权、聂荣臻在这里亲切会面。10月24日，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我们正用大力在三个方面军中进行干部的政治教育，保证整个红军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中担负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责任。”
中国工农红军是散布在神州大地上的星星之火，随着土地革命战争形势的变化，不断地汇聚起来，发展起来，形成燎原之势。1934年10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东部木黄的第一次会师。 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的第二次会师。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在陕西永坪镇的第三次会师。 1935年11月，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北甘泉一带的第四次会师。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在长征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主力在甘孜的第五次会师。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于甘肃省会宁、静宁地区，胜利地结束了长征。“每一次会师，都壮大了我们的队伍，创造出新的战绩，推动了革命事业的发展。不仅我们这支红军是这样，几乎所有的红军部队都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 搞好会师，“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贺龙同志在回顾这支红军部队的战史时，曾对2、6军团的黔东会师做过高度评价：“2、6军团会师团结得很好，可以说是一些会师的模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红二方面军是红军长征史上六次会师当中的团结模范。红二方面军的长征于1935年11月自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1936年10月到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结束，纵横湖南、贵州、云南、西康、四川、甘肃、宁夏、陕西八个省，历时三百六十日，行程两万五千里。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给全国人民展示了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带来了新的希望，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结论
1936年8月9日，红四方面军第30军通过腊子口后占领哈达铺。1935年9月至1936年9月，在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长征两次到达哈达铺，在这里休养补给。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进行过重要的政治军事活动。党中央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和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将红一方面军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决定放弃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原定计划，确定了去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战略方针，进行了著名的“哈达铺整编”。
哈达铺是决定红军长征命运的决策地,党中央、毛主席在这里作出了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决定红军到陕北建立根据地，这是红军在长征路上的又一伟大转折。它为保存革命的基本力量，鼓舞全国人民团结抗战，推动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高潮的到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哈达铺因此成为长征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成为红军北上抗日的转折点。
监制：杨余庆 责编：靳淑敏 编辑：马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