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原副巡视员 朱 健
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有这样的记述：1935年“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于9月17日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在这里，毛泽东等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块根据地和红军活动的情况。……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
如何看待党中央和毛泽东在哈达铺选择长征落脚点的决策?凭直觉，似乎是一张偶然的报纸决定了红军的命运。其实，仔细分析，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1934年10月被迫离开闽赣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后，就一直在寻找一个理想的落脚点。笔者认为，在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战略目标和前进方向虽然有过多次调整，但落脚点的选定，始终围绕着能否适宜重新建立根据地、能否更有利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能否有利于争取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直接援助、能否实现北上抗日救国的主张这四个重要因素交互展开。本文拟从长征途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系列决策调整，探讨上述四个重要原因与党中央哈达铺决策形成的因果关系。
一、突出重围创建新的根据地
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恶化，为了尽量保存实力，中央红军从瑞金、于都等地集结出发西征，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最初，战略转移的方向是很明确的，是要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根据红军老同志伍修权回忆：关于战略大转移，“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在中央红军转移出发时，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中也指出：“因为这样的行动，将在离开堡垒的地区中得到许多消灭敌人的战斗机会，解除敌人的武装壮大红军，在广大的新的区域中，散布苏维埃影响，创立新的苏区。”
1934年12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中指出：“我苏维埃与红军为了避免牺牲和突破敌人包围封锁形势，所以采取了新的进攻策略，集中主力打击敌人的一面，向敌人弱点进攻，以创造新的根据地。”
然而，创建新的根据地的落脚点选择却是异常艰苦和曲折的。由于蒋介石识破了红军准备到湘鄂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派重兵堵截，红军为了保存实力、减少损失，不得不调整转移方向，改向大西南挺进。
在1934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决议中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经过十余天的征战，中央红军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的广大地区，于1935年1月成功地召开了重要的中央政治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总结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作出了“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决定。5月，中央红军适机调整部署，巧渡金沙江，粉碎了数十万敌军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转而开始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
中央红军次举北上的目的是：“我野战军渡过金沙江，取得了北进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赤化川西北建立新苏区根根地的决定有实现的可能。因此，消灭敌人，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
5月30日，红军渡过大渡河的当晚，中共中央在泸定城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经雪山继续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6月8日的中央电令中指示：“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
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于6月12日在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战略方针又发生了重大转变。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8月20日，中央政治局（毛儿盖）会议又作出决定：“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会议的决定，鉴于四个方面考虑：在政治上，能够与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配合，以联系陕甘边苏区与游击区域，有可能在短期内创建巩固的苏区根据地；在敌情上，可以利用当地几个军阀之间的矛盾，各个击破敌人；在群众基础上，由于当地连年的饥荒和沉重的捐税，可以经过帮助和发动，使广大群众汇流于苏维埃运动之中；在物质条件上，这一地区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部队物质供给的需要。
9月11日晚，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军委纵队等部队到达甘南的俄界，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并于12日在俄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对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错误作出决定外，还作出了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决定“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俄界会议后，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继续北进，越过岷山，于9月18日，先头部队抵达甘肃岷县南部的哈达铺镇。也就是在哈达铺休整期间，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秦邦宪（博古）等中央领导人从搜集到的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于是开始酝酿落脚点选在陕甘边地区。
在哈达铺期间，9月20日，毛泽东在出席红军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时指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9月27日，中共中央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10月19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在22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准了中央榜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告了中央红军长征结束。
就这样，经过了万里长征，由于在哈达铺报纸上得到的消息，中央红军毅然选择了在陕甘边建立中央根据地，这成为红军落脚点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更有力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确定的党的工作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1928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将“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列为中国革命的十大要求之一。因此，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党的斗争策略和斗争方向都主要由此而展开。
1934年9月26日，张闻天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中指出：“一年多保卫苏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的斗争，大大的锻炼了与坚强了我们苏维埃与红军，给了我们的党以最丰富的革命战争的经验。这特别表现在，我们学会了并且正在学习如何灵活的运用各种斗争的方法，来达到我们保卫苏区与粉碎五次‘围剿’的目的。”
10月，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其目的就是“在广大的新的区域中，散布苏维埃影响，创立新的苏区，将发动并依靠新的区域中更广大的群众斗争的力量，更有力的进攻国民党的统治。”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在长征路上联名散发《出路在哪里?》的传单，揭露国民党军阀出卖中国、压迫工农的罪恶，宣传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向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指出，他们的出路就在大家要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建立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12月15日，中共中央局在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提纲中指出：“国民党的存在，使中国四分五裂，永远不能统一，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血腥统治，只有苏维埃与红军能够真正统一中国与解放中国民众。”
在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宣布：“(1935年1月)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实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彻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消灭豪绅地主封建势力，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取消洋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为创造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苏维埃奋斗!”
1月14日，在红军总政治部《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信》中指出：“党的当前任务是要在四川贵州广大的区域中与敌人主要是蒋介石的部队进行决战，争取这一决战的完全胜利，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在6月10日的中共临时中央局关于最近华北事变与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在苏维埃红军愿与任何武装部队协定共同武装反日的迭次号召之下，坚决的，积极的为着开展反日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统一战线而斗争。而这两个统一战线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因为‘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每一个真正的严重的反日武装行动，迟早不免转变成为反蒋的武装斗争，同时每一个大的武装行动也有可能转变成为与日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9月3日，中共中央在《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指出：“目前的形势是完全有利于我们，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在10月党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指出：“事实甚为明显，中国人民也渐渐懂得了抗日必先讨蒋，只有讨蒋才能顺利的抗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抗日讨蒋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中国共产党目前工作中最主要的任务。”
在中共中央11月13日《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指出：“一切抗日反蒋的中国人民与武装队伍，不论他们的党派、信仰、性别、职业、年龄有如何的不同，都应该联合起来，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国民党而血战！”
毛泽东于11月30日在关于直罗镇战役总结报告的提纲中写道：“中央领导我们，要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极据地——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这次胜利算是举行了奠基礼。”
更有利于开展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斗争，成为红军落脚点选定的重要因素之二。
三、争取共产国际支持并解决苏联援助通道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国际和苏联提供的大量政治和军事援助推动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且1928年的中共六大就在苏联召开。不仅如此，之后中共的主要领导人的任命都需要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因此，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战略转移之前，中国共产党一直受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导和指示。
1934年9月17日，在中央红军转移前夕，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秦邦宪曾致电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被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原文如此——译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
9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给中共中央的回电指出：“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后，就与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这期间，即使是无法与共产国际联系，但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是一直将共产国际之前的指示作为工作方针，并一直在设法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曾多次引用共产国际的指示，以对过去的军事斗争进行分析总结。如：“共产国际去年二月来电说得很对，……单纯防御路线的领导者对于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是无法了解的，所以不但去年二月以前如此，直至主力红军退出苏区仍是如此。”如：“共产国际在敌人五次‘围剿’开始时(前年十月来电)即向我们指出：‘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去年二月来电又重复的说：‘很明显的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国际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等等。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就先后派潘汉年和陈云去上海设法恢复同共产国际的联系。3月，潘汉年改名杨涛，化装成不法商贩，转途柳州、梧州，经香港到达上海。6月，陈云由地下党员、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护送，经成都、重庆抵达上海。8月间，陈云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同先期到达上海的潘汉年接上头。经与共产国际联系并经组织决定，潘汉年与陈云先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潘汉年参加了8月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陈云于9月中旬到达莫斯科。10月15日，就在莫斯科穆霍瓦雅大街1号共产国际总部的会议室里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作了《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
潘汉年在上海于1935年6月20日一封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信中写道：“去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大暴露之后，中共中央与上海之间的无线电联系就中断了。在长时间的西征期间，我们曾打算通过中国红2、6军团恢复联系，但也未成功。至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因此，共产国际与我们之间的无线电联系也就中断了。中共中央认为，共产国际与国统区党以及与中共中央之间这样长时间地失去联系会给工作带来重大损失。如果有可能恢复这种联系的话，那就应该立即这样做。”潘汉年最后写道：“我认为，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七八月时间持续进行运动战的过程中，失去了来自共产国际方面的直接领导，这一事实是个严重的现象。现在我们急需共产国际在红军行动方向问题上，以及苏维埃和红军在国统区开展反帝斗争条件下对蒋介石的斗争策略问题上的指示和帮助。”
考虑到日本会对苏联西部的侵略，红军总政治部编辑出版的《红星》报于1935年7月14日第25期社论指出：川、陕、甘“这一地区与苏联和外蒙人民共和国接近，我们可以抓住有力的阵地，担负起实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估计到整个苏维埃运动的前途，估计到无产阶级对于少数民族的领导的意义，估计到我们国际的光荣任务，党中央关于在川、陕、甘成立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无疑的是我们目前唯一的正确的战略方针。”
在7月25日—8月20日于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亲密关系。
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在1935年8月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沙窝会议）决议中指出：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和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苏联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
9月12日，毛泽东在甘肃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
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抵达甘肃哈达铺后，于9月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
虽然在9月27日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作出“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调整，但到1936年5月，由于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和陕甘苏区面临的情况，中共中央再次确定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之一，就是造成广大的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而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在中央军委5月5日《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中指出：“ 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以红军主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
能尽快联系共产国际并得到苏联的援助，成为红军落脚点选定的重要因素之三。
四、以实现北上抗日救国主张为战略目标
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最终选择北上路线并落脚陕北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实现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之前，中共中央就一直非常明确地向社会表达北上抗日的决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然而，蒋介石却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论调，妄图通过国联来解决中日危机。当年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北三省事件宣言》，坚决主张对日抗战。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3年，中共中央直接提出了“红军北上抗日”的口号。1934年7月，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为此，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对苏区和红军的疯狂“围剿”，使红军无法实现北上直接抗日的目标。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之后，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虽然在战略转移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主要是为解决如何在适宜地区建立起新的苏区和根据地的问题，但北上抗日的战略目标始终没有放弃。
朱德在1934年9月一封给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信中写道：“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好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后，1月12日，毛泽东、朱德、李富春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召开的万人群众大会上讲话，宣传红军的主张，号召“红军愿意联合国内各界、各党派、各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5月，日军制造河北事件，出动坦克、装甲车、炮队到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关东军则集结重兵于山海关、古北口待命。6月10日，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指出：“我们党在华北这次严重事变中，应当动员各级组织在武装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之下，在推翻卖国残民的罪魁蒋介石及其法西斯统治，顺利实现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之下，在苏维埃红军愿与任何武装部队协定共同武装反日的迭次号召之下，坚决的，积极的为着开展反日统一战线与创造反蒋统一战线而斗争。而这两个统一战线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因为‘在中国现在条件之下，每一个真正的严重的反日武装行动，迟早不免转变成为反蒋的武装斗争，同时每一个大的武装行动也有可能转变成为与日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6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指出：“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统统动员起来，夺取蒋贼的兵工厂内和进口的武装来武装自己，停付日本的赔款、使款本息，没收日本在华的财产、企业和一切卖国贼的财产，来充作抗日经费。动员中国所有民众，组织成为反日会、义勇队、没收日货队、运输队、救护队、宣传队，共同参加反日的神圣战争。”
6月29日，在两河口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日军进攻北平，明显地要侵占华北。现在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冲突在中国表现为军阀间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应发表文件。要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放弃华北，这最能动员群众。”
7月中旬，毛泽东在会见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指挥员，详细询问敌情，并分析形势，提出红一、红四两军会师后的方针和任务时指出；“今后一、四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8月1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指出：“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坚决相信：如果我们四万万同胞有统一的国防政府作领导，有统一的抗日联军作先锋，有千百万武装民众作战备，有无数万东方的和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民众作声援，一定能战胜内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强敌视的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宣言虽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苏联拟定并发表，但基本与国内中共中央的抗日救国战略方针相一致。
9月20日，在哈达铺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行动方针与任务的报告，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地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
11月28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的名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指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者，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战略目标，成为红军落脚点选定的重要因素之四。
当然，哈达铺只能说是中共中央决策的酝酿之地，而真正做出决策的是几天之后的中央榜罗镇会议。哈达铺和榜罗镇的决策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一、选择陕北为长征的最后落脚点，同当地红军一起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二、暂时改变了半月前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但同时派人去新疆设法打通国际关系；三、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中央红军要到抗日前线去；四、为保存实力，到陕北应尽量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正如党史专家所论证的：“应将榜罗镇会议同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联系起来视为一个系列会议来考察”。
就是说，落脚点的选择依次为：首先要确定重建根据地，进而更有力地开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这需要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支持和帮助，随着形势的发展实现抗日救国建立统一战线主张成为重要的战略目标。直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的斗争方针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进而转变为拥蒋抗日。
总之，如果说长征期间上述四个因素还在不断交互调整，抵达陕北后，这四个问题就更加清晰了。正如毛泽东于1935年12月27日在瓦窑堡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明确指出：“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抗日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我们的抗日战争需要国际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人民的援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必要的条件。”
监制：杨余庆 责编：靳淑敏 编辑：马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