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委党史方志办研究二处副处长、历史学博士 毛立红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南重镇哈达铺，在这里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作出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苏区的重大决策。哈达铺因此成为决定红军长征前途命运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迄今，有关红军长征在哈达铺的研究正进入深化阶段，随着史料的深入挖掘和研究视野的拓展，其中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并期待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
一、哈达铺决策长征落脚陕北是偶然中有必然
关于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决策长征落脚点的问题，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其中既有在哈达铺“报纸定方向”的偶然因素说；也有认为是红军长征依形势发展不断选择落脚点的必然结果。近年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推进，红军长征在哈达铺决策落脚陕甘的历史图景也越来越清晰。
从史料来看，红军长征在哈达铺根据“一张报纸定方向”的说法，是有客观历史依据的。据聂荣臻回忆：9月19日部队进驻哈达铺，“得到一张国民党的《山西日报》，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赶紧派骑兵通信员把这张报纸给毛泽东送去”，并认为“这真实天大的喜讯”。李富春回忆，“在哈达铺，一纵队找到一张《山西日报》,上面登着国民党阎锡山部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部的消息。这样,中央得知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真是天大的喜讯!”也有说是根据《大公报》上消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长征琐忆》、《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等文章中说，“红军长征到达甘肃的哈达铺，在当地邮局得到不少报纸，主要是七八月间的《大公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翻阅这些报纸，得知陕北有苏区根据地”。其他当事人，彭德怀、叶剑英、李维汉等在回忆中也认为，在哈达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报纸上获取到重大消息：陕甘边一带仍有红军在活动，有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成功创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随即开会，作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前进的新指示。事实上，正是党中央综合了哈达铺得到的各种报纸提供的大量消息，然后作出了到陕北去的英明决策。所谓的“报纸定方向”，不过是一个生动的比喻，其中必然隐含大量的历史真实。
从红军长征战略转移的历程来看，选择落脚陕北既不是最初计划好的，也不是盲目奔走侥幸到达，而是依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逐步确定的，偶然中有必然。长征初期，红军选择的落脚点是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在湘西建立根据地。但红军去湘西的意图很快被蒋介石察觉，被迫冲破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才脱离险境。正如刘伯承所说：“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有的企图，就须与五六倍的敌人决战”，“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计划，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开会，作出新的战略方针，“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一次大改变。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面对敌军重兵合围，中共中央再次改变计划，“放弃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二次大改变。在向川滇黔进军途中，中央红军向北发展，转入川西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意图日益明显。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三次大改变。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四川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发现当地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人口稀少，高山深谷，交通不便，经济贫困，不利于红军生存和发展，同时全国抗日热潮高涨，红军应该适应形势发展，到靠近抗战前线的陕甘一带发展会更好。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指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国的胜利”。8月沙窝会议再次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面前的历史任务。”这是长征落脚点的第四次大改变。再加上哈达铺的大调整，红军在长征中至少经历5次大的转变，先后选择了6个落脚点。红军长征到哈达铺前，始终依形势变化发展，竭力寻求合适的落脚点，并经历数次艰难的抉择，这些为后来在哈达铺作出正确落脚决策奠定了基础。
这一过程中，寻求革命力量的整合，无疑是中央红军决策落脚陕北的重要因由。中央红军长征后，一直在寻求与其他红军队伍的会合，以便壮大革命力量。长征初期力图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会师，后来又历经千难万险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到达甘南后，为应对张国焘的分裂和今后的生存发展，中央红军迫切需要寻求与当地革命力量的会合。从史料看，早在1932年4月，中共中央就对陕甘边游击队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工作作出过指示。“长征开始前夕，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秘书长贾拓夫达到中央苏区，为党中央了解陕甘苏区提供了重要情况。” 1935年8月沙窝会议上，中央开始认识到川陕甘地区原有的红军及其影响对建立根据地的作用。决议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始极大胜利的前途。”从上述材料来看，党中央在到达哈达铺之前，对陕甘苏区的基本情况是有一定了解的。党中央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制定的战略方针中，就将陕甘苏区作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积极寻求与陕甘红军会师。在哈达铺获知陕北红军的消息后，自然会寻求会师，壮大革命力量。
更为关键的是，陕北苏区当时具备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的有利条件。陕北根据地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首先，这里有块不小的革命根据地和正规的红军武装。当时，不仅有红二十六、二十七军，还有1935年9月由鄂豫皖根据地突围的红十五军，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下辖3个师共计7000多人。这为红军最终落脚陕北提供了力量保证。其次，具有有力的地理环境和较好的群众基础。陕北苏区及其周边地区，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西为高原，北邻沙漠，东部和南部有黄河天险及大巴山天然屏障，是易守难攻之地。更重要的是，陕甘、陕北地区人民群众在党领导下经受过革命斗争的洗礼，有深厚的革命基础。再次，相较中央红军刚刚经过的川西、川陕甘边区，陕北和陕甘根据地物产更为丰富，不仅可耕地多，还有煤矿、盐矿，经济条件较好，使红军落脚有可靠的物质保障。正因如此，当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了解到陕北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异常兴奋，并立即作出落脚陕北的决策就成为顺利成章的事。
红军长征在哈达铺根据报纸信息定方向、定落脚点，看似偶然，甚至是难以置信的，实则是“必然”的。“这恰好反映了毛泽东同志胸怀大局、高瞻远瞩，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发展前途和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方向洞若观火的远见卓识”。从红军长征的历程和陕北特有的条件看，党中央选择落脚陕北，是偶然中有必然性，是无比正确的决策。
二、哈达铺是红军长征路上加油站的历史解读
哈达铺是红军长征北上的一个里程碑。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长征中，都曾到过这里。哈达铺不仅是红军落脚陕甘的决策地，而且被誉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哈达铺因此名扬四海，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
红军将士在哈达铺得到了休整，从体力上、生活上、物质上、精神上进行了全方位的“加油”。从1935年9月18日攻占哈达铺至25日全部离开，中央红军在哈达铺前后休整了7天。哈达铺虽地处甘肃边缘，但确是一座商贸重镇，人口集中，物产丰富，为红军休整补充听了物质条件和活动空间。当红军将士经历雪山草地的艰难行军和连续不断的激烈战斗到哈达铺时，“许多干部、战士已是步履蹒跚、骨瘦如柴，伤病员不断增加”。为尽快恢复体力，党中央决定红军在哈达铺给每人发一块大洋改善伙食。“刚好这一带物价便宜，一百斤的大猪不过五元钱，一元钱可买五只鸡，一角钱买十多个鸡蛋，五毛钱买一担菜。鲁大昌部又丢下了很多的大米、白面以及食盐等食品。”红军战士吃好喝好，洗澡理发，缝补军装，个个欢乐无比，精神恍然一新。总政治部还特别提出“大家要吃得好”的口号，要求各伙食单位搞好伙食，准备最好的食材和丰盛的饭菜，热情邀请当地群众一起会餐，与民同乐，受到群众的欢迎。“简单的一顿聚餐吃出了军民一家亲，更吃出了战士们的战斗力，在哈达铺这样的故事太多了。生长在南方的红军将士，此时此刻体验到了大西北浑厚的黄土地孕育出来的子民那份独有的善良与淳朴。红军征战万里，北上抗日，有了人民这个坚强后盾，还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呢？”
当地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哈达铺作为红军长征路上加油站的有力见证。得知中央红军到来，当地群众主动腾出房子让红军到自家住，对红军伤病员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当时上至周恩来副主席，下至普通红军战士，都得到了哈达铺地方医生的精心诊治，甚至挽救了许多红军将士的生命。为支援红军，当地群众踊跃参军，不仅壮大了红军队伍，而且提高了战斗力，为长征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进入哈达铺，并不富裕的哈达铺人民再次倾其所有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与红军亲如一家人，帮助红军筹集到大量粮食和军需物质。据统计，哈达铺地区当时为二、四方面军筹集粮食就达6万多斤，肉、蔬菜、烧柴、饲草等物质不计其数。这些粮草物质，不仅满足红军部队需要，还为红军今后的行动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证。这些为红军指战员恢复体力、壮大革命力量和向陕甘进军创造了有力条件，也是哈达铺称为长征路上加油站的力证。
在哈达铺获得的重要情报，为红军北上加油助力，指明了前进方向。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和张国焘就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问题争论不休。中央主张北上，既坚持“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又“靠近苏联在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且西北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有利红军发展。因此，两河口会议以后，中央就力图创建川陕甘新苏区作为落脚方向。但张国焘野心作祟，执意南下，向西川、西康边境发展，与中央公然背道而驰。为避免红军进一步的分裂，毛泽东只得率中央红军迅速北上。9月17日，刚过完草地的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后，疲惫不堪，仅剩7000余人，要打通与苏联的通道，力量显然不足。纵然有“北上抗日”的强大动力和坚定目标，但当时红军仅有向川陕甘进军的大方向，究竟到何处落脚，连中央领导心中尚无数。恰巧此时，从哈达铺国民党报纸上得知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央领导和红军将士无不欢欣鼓舞，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在哈达铺作出落脚陕甘的决策，是长征史上的又一大转折，不仅使红军将士对革命前途豁然开朗，指明了北上的向，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又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革命信心。
红军在哈达铺整军，是从军事上、组织上、政治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长征胜利加油。为落实俄界会议“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 的决定， 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又称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林彪为副司令员，叶剑英为参谋长，张云逸为副参谋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为副主任，杨至诚为后方勤务部部长，罗瑞卿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下辖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为第一纵队，林彪兼纵队长，聂荣臻为政委；原红三军团为第二纵队，彭德怀兼纵队长，李富春为政委；原军委直属纵队和干部团为第三纵队，叶剑英兼纵队长，邓发任政委。俄界会议后，整编工作逐步开始，到哈达铺最后完成。经过整编，部队结构组织明显优化，军事领导力和战斗力明显加强。同时，毛泽东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顽强斗争，使红军将士统一思想，鼓舞斗志，及时认清形势，明确了任务，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振奋，士气高昂。哈达铺整军是继三湾改编、古田会议之后的又一次大整军，进一步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使红军将士为夺取长征的最后胜利和尽快开展全国抗日救亡斗争，在革命精神和斗志上获得至关重要的加油和鼓劲。
红军在哈达铺得到充分休整，明确了北上方向，整编成立了陕甘支队，当地群众踊跃支持红军，军民同乐。“广大指战员一扫过雪山草地的阴霾，精神焕发、信心百倍地踏上新征程，朝着新目标进发，红军的命运、长征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哈达铺也因此被誉为长征路上的加油站。
三、哈达铺会议与俄界、榜罗镇会议关系问题
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和榜罗镇会议是党中央进入西北前后相继召开的三个重要会议。有关红军长征在哈达铺决策落脚地的问题，学界虽渐成共识，但不可否认的是，也存在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俄界会议“在确定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分析和估计了陕甘立足的可能性，明确提出了向陕北、甘东北前进的方向”。也有学者认为，党中央是在榜罗镇会议做出落脚陕北的决定，与哈达铺无直接关系。因此，要客观评价哈达铺会议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有必要将其同俄界和榜罗镇会议联系起来考察，作系统性研究。
俄界会议为哈达铺会议的召开和党中央决策落脚陕北奠定了坚实基础。1935年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是党中央将进入西北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内容上看，俄界会议首先从政治路线上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其次，俄界会议确立了继续北上的方针，改变了原定“在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向甘东北和陕北进军，为中央红军抢占有利战略地位、落户陕北赢得了先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是不能否认的，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不过不是在江西，而是在陕、甘。”再次，俄界会议对红军进行了缩编和整顿，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和战斗力。俄界会议在红军长征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正如有专家所说，“俄界会议不仅对批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有重要意义，应充分肯定其历史作用；而且对于红军发展方向和行动方针的决策也应予以客观评价。”
哈达铺会议是俄界会议的继续和突破。哈达铺会议应包括两个层面的会议，一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另一是红军团以上的干部会议。从内容上看，由于俄界会议对张国焘问题已作决议，所以没再讨论这个问题。哈达铺会议除讨论组织部工作问题外，主要是贯彻执行俄界会议决议中，关于中央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的问题。根据哈达铺会议决定：“叶剑英为第三纵队（原军委纵队）司令员，邓发为政治委员，蔡树藩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亚楼调任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罗瑞卿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调任第一纵队保卫局局长。”同时，哈达铺会议还决定“派谢觉斋、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这也是在继续执行俄界会议的任务。但在红军发展方向和落脚点选择上，这两个会议又有不同。俄界会议鉴于张国焘的分裂行径严重削弱红军力量，决定改变原定的到川陕甘去的战略方针，而到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便取得国际援助。而哈达铺会议则不同，此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已通过报纸了解到陕北有刘志丹的红军，而且得知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到陕北去会合了，于是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到靠近苏联的中国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初步决定到陕北去，将它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这个决定，显然是对俄界会议的重大转变和突破。
哈达铺会议为榜罗镇会议指明了方向，而榜罗镇会议则进一步肯定和丰富了哈达铺会议的内容。9月20日，毛泽东在出席陕甘支队团以上干部会议时指出：“民族的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的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坚持北上抗日和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落脚，是哈达铺会议的两大贡献，也是随后榜罗镇会议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榜罗镇会议也包括两个层面的会议。9月27日，党中央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正式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并“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9月28日，毛泽东在出席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作当前形势和任务报告，又重点讲了五个问题：“（一）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二）陕北根据地和红军状况；（三）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经济、政治条件；（四）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迅速到陕北集中；（五）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宣传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充新战士。”可见，哈达铺会议是初次提出落脚陕北，榜罗镇会议则以政治局会议的形势正式确认了红军长征落脚陕北，进一步明确和丰富了哈达铺会议的内容。榜罗镇会议在哈达铺会议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了俄界会议所未能解决的在陕甘建立根据地的具体目的地问题，确定了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党中央把陕北作为抗日的前进阵地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由是观之，哈达铺会议在这三个会议中有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每个会议的主题和所要解决的问题虽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在红军决策落脚点上是愈加清晰，层层递进的关系；在坚持北上抗日上是一脉相承，历史发展趋向一以贯之。
四、哈达铺决策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战略意义
党中央在哈达铺决定往陕北进发的英明决策，是红军在长征路上的又一个伟大转折。“红军在哈达铺解决了一年以来，红军长征中只有北上大方向，而没有明确具体目的地的根本问题，是历史性的转折，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命运。”这一决策对加速红军长征胜利进程，促进革命力量北移和发展壮大，推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加速了红军长征全面胜利的进程。长征途中，红军究竟要到哪里去落脚建立根据地，一直是中央领导人考虑的重要问题。党中央曾设想过在湘西、黔北、川陕甘等处落脚，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1935年9月，中央红军进入甘肃后，在俄界会议决定继续坚持北上抗日，并向靠近苏联边界的甘东北和陕北方向前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9月20日，在哈达铺会议上首次提出到陕北去的正确方向。之后，陕甘支队东挡西杀、奋力东进， 10月19日与红15军团（注：红25军长征到陕北后，红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在吴起镇会师。至此，红1方面军完成长征。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此后，1937年5月，中共中央为坚持国内和平，团结抗日，将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1937年9月20日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党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贡献和重要地位。如果没有党中央在哈达铺确定的中央红军“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就没有“吴起镇会师”；如果没有“吴起镇会师”，二、四方面军的联动北上很可能还会延迟。因此，中央红军途经哈达铺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加速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促进了红军长征全面胜利的进程。
（二）有利于革命重心北移和力量整合。红军长征在哈达铺决策落脚陕北，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北移，并构建新的战略布局指明了方向。20世纪30年代开始，随着蒋介石对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围剿”日趋频繁，随着中国共产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的危害日益严重，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相继在反“围剿”战争中失利，红军陆续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而长期统治中国北方的封建军阀势力，迭经混战，力量已大为削弱。正当中国各派政治力量激烈较量之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加快，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不甘沦为亡国奴的亿万民众，在中国北方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风暴。在此大背景下，红军选择落脚陕北，把陕甘根据地推到了中国革命历史舞台的最前台，使我们党成功地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北方，进入到抗日的最前线，从而立足陕甘，谋划新的战略布局。同时，为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红军到达之后，陕甘革命根据地动员一切力量迎接各路红军落脚，大力扩红支前。到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陕甘宁地区的红军总兵力已由1935年10月的1.5万人增加至5万余人。陕甘革命根据地还努力实行增产节约，筹集大量粮食及其他物资，源源不断支援红军，保证了部队的基本供给。正是有了落脚点，革命力量度过了最低谷，实现重大历史转折，开始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由衰转盛的历史进程。
（三）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长征在哈达铺决策落脚陕北，为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实施抗日武装的战略展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落脚陕北和北上抗日的正确指引下，各路红军在陕甘胜利会师，推动了陕甘根据地的发展。红军长征抵达陕甘后，很快发起东征、西征战役，陕甘根据地发展成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联合。特别是红军在山城堡战役的胜利，使张学良认识到内战再也不能打下去了，只有掉转枪口，一致抗日，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而十七路军历来受到蒋介石的猜忌，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极为反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联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共中央一方面表示坚决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另一方面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而推动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以陕甘宁边区为战略依托，党中央部署人民军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八路军从陕甘宁边区出发奔赴抗日前线，创建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党中央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积极推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了全民族共赴国难、团结抗战的局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征途和使命。建党百年之际，我们重新回顾红军长征在哈达铺的这段历史，就是要更好地铭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这一时期的光辉历史，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更好地深化党史和军史上若干重要转折地、重要事件、重要会议的研究，从中追寻初心、坚守恒心、激发信心，始终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砥砺前行。
监制：杨余庆 责编：靳淑敏 编辑：马丽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