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13年，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太平乡附近的一个村子里，这里的农民生活十分贫困，我家也和其他贫苦农民一样吃不饱，穿不暖，更无钱供我上学读书。少年时代家中便送我去地主何国财家放牛，继而经介绍又去阆中县地主任道春家放牛，仅能维持生活。就在这十分贫困的生活中，家中又发生一场火灾，大火烧毁家中几间破旧的茅草房，生活顿时毫无着落，大哥被抓去当兵，弟妹相继送人，父亲也因贫病交加而去世，一家人就这样因生活所迫而流离失所。
在地主任道春家，我整整渡过了八年非人的生活。就在这时，徐向前等同志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苏区转移至川北，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县闹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于1933年夏来到阆中县闹革命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等活动，并向广大贫苦农民进行革命道理的宣传，鼓励他们积极参军。我便和几个一块干活的长工，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是1933年7月，我已19岁了，被编入红九军八十一团当战士。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地区的革命活动，有力地打击和动摇了蒋家王朝在四川地区的统治基础，他们十分慌恐，调集四川军阀邓锡侯、刘湘，嫡系军阀胡宗南对川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活动，他们集结二十多万人的兵力，分兵六路进攻川北根据地，为了配合刘湘宣称“要在三月之内全部肃清川陕红军”，蒋增派十几架飞机助战，战斗进行的十分艰苦，红军战士面对三倍于我的敌军，浴血奋战，转战于川北广大地区，并胜利地组织了广昭战役，准备避开与敌人的正面作战，一部准备转移到川甘边境地区。由于胡宗南重兵把守在川甘边境重镇——碧口镇，红军在摩天岭战役后，又撤出甘川边境，一部分从广元到江油，主力则从彭明到四川中部山区，争取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在川北地区与蒋介石大规模军队的作战，使我这个刚参加革命不久的放牛娃，经受了异常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在战争最为紧张的时刻，我和战友们一起冲锋陷阵，但稍一有空，我就十分想念家，真想回家见见在苦难中生活的年迈的母亲，真想见见我生长过的贫穷家乡和儿时的伙伴们，但是只要一有枪声，我又把这些东西都抛在脑后，奔赴战场了。
我们红四方面军在1935年3月退出川北根据地后，转战彭明、北川、汶茂一带，敌人欲消灭我军于辽阔的成都平原，在灌县一带大量结集军队，后来我军不得不进入四川中部山脉，翻越梦别山、邛崃山、夹金山，到达懋功地区，于1935年6月和从西转战而来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师，振奋了人心。部队在懋功地区进行了短期休整。为了实现战备大转移，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决定两大主力同时北上，但是红一方面军的战友们北上后，我们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中央多次电令后，张国焘才勉强同意将部队在卓克基一带集结进入草地。踏上草地的边缘，举目一望，苍茫一片，走进去才发现到处是布满积水的沼泽，不论是人或牲口走进去，都会陷入泥浆，我们只能沿着先头部队留下的脚印行走。我们进入草地时已经是1935年秋天了，秋天秋雨严重阻挠着我们前进，给部队行军带来严重的困难，战士们无吃无穿，许多战士病倒在草地中再没有起来。一天，三十三军七十一团二营通讯员，吃力地追上我说：“老何，你的表弟祁厚子不行了，叫你哩。”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一阵酸楚，当我找到他时，他躺在担架上，脸色苍白，十分吃力地对我说：“老表，我不行了。”说着便泪流满面，我强忍住泪水对他说：“表弟，不要怕，我把你背出草地去。”他轻轻摆摆头说：“你要好好干，等革命胜利了去看看娘”。话刚说完，便停止了呼吸。我们掩埋了他的尸体，怀着沉重的心情，又踏上了征途。穿过草地后，不知为何，部队又不走了？原因是张国焘另立中央，坚持分裂，又率领全军南下，再次进入草地，我们对此十分不满，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次进入草地前，由于事前做了准备工作，还比较顺利。1935年10月中旬，我们又走出了草地，重新到达懋功地区，四川军阀发现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天全、芦山一带布置重兵堵截，由于红军长途跋涉，战斗力大大损失，没有能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又不得不回头到懋功地区，西走道孚、炉霍，于1936年6月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师。我们在雪山草地历尽艰难曲折，大部分战友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下，而是被雪山和草地夺去了生命，我们四方面军在敌人的追击下，到处迁徙，好像是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一样。这时与长途跋涉北上而来的红二方面军会师，我们好像吃了定心丸，心中有了依靠。两大红军举行了联欢会，我在联欢会上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贺龙总指挥。7月上旬，部队继续北上，经阿坝、渭源，于1936年10月与中央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我们四方面军由于长期受张国焘的分裂错误指挥，广大指战员经历了离别流落的痛苦，因此，当我们再一次和中央军会合时，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使蒋介石受到极大震惊，被他们消灭了的红军，在陕北又出现了，于是调集大军又来围攻。但是由于我党的正确宣传，被调来围攻红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不愿与红军打仗，要求去东北打日本，这样，使红军在陕北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蒋介石却不甘心红军的存在，亲临西安坐镇指挥，准备消灭红军，于是张学良、杨虎成在西安发动了有名的西安事变。由于我党的正确主张，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我被重新编入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部通讯员，具体任务是为旅长陈赓喂养战马。我记得清楚的是在陕西省三原县石桥镇举行的誓师大会，那天，正下着小雨，战士们却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上，军乐队高奏着军乐，陈赓旅长站在阅兵台上高声宣布道：“一二九师抗日誓师大会开始。”身材魁梧的刘伯承师长接着讲话，其中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刘师长让我们摘掉红军帽，戴上国民党军队的帽子，当时战士们都不愿意，他说：“换帽子算不了什么，这只是形式，我们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不会变的。”说着他首先戴上了青天白日的黄军帽，说：“这顶军帽上的帽徽是白的，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红的，同志们！为了救中国，我们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看着刘师长带头换帽子，我们也强忍着泪水摘了红军帽。
三原誓师后，经过短期休整和学习，便开往晋东南抗日前线，当时日军已进入娘子关，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为了有力地打击敌人，一二九师主力活动于同蒲路一线，破坏敌人交通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初，由于我八路军积极战斗，牵制了大量日军。一天，师部得到可靠消息，敌人将有大批物资经过神头岭，师部决定在这里伏击敌人，当敌人进入我们的伏击圈后，我主力部队立即向敌人发动猛攻，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炮火打得不知所措，到处乱窜，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除小部分敌人逃走外，其余大部分被消灭，许多汽车被炸毁，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日军遭到八路军的打击后，对晋东南地区进行了9路大围攻，我们在刘、邓首长的正确指挥下，有效地组织了反围攻，消灭了几千日伪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记得是1940年8月的一天傍晚，旅长陈赓和参谋长周希汉来到我们饲养班，陈赓旅长进来热情和我们打招呼，开玩笑，于是我大着胆子说：“报告旅长，我请求下连队去打仗。”陈赓望了我一下说：“好，好，这就好。”周参谋长接过话头说：“下连队可以嘛，马上要打大仗了，要勇敢”。就这样，我在1940年8月离开旅部，到十六团一营一连当班长。
由于八路军在敌后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并组织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日军便将大部分军队调来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惨无人道的大扫荡，日军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八路军决定反扫荡，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记得有一次敌人主力三千余人向我仅几百人的阵地猛扑而来，空中有飞机轮番轰炸，敌人冲进了我军阵地，我八路军战士和敌人扭打在一起，终于又将敌人赶出阵地，经过多次战斗，战士大部分牺牲了，我们班仅剩下2人，我的腿部也严重负伤，成为甲级三等残废。在这次战斗中，尽管给日军以有力的打击，我军也付出了沉重代价，十六团团长谢家庆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每当我回忆起这次战斗，我就深深地怀念那些牺牲的战友们。
正当八路军将士与侵略者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蒋介石集团却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密令驻守在西安的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为保卫党中央，我团奉命撤回延安，担负起保卫延安的艰巨任务。蒋介石在军事攻进的同时，还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我们又参加了延安有名的大生产运动，我也被升为排长，当了排长，但担子就更重了。我们搞生产的地方是甘泉刘家嘴距延安百余里，我排战士每人每天开荒1亩，成绩突出，受到嘉奖。春去秋来，我们在甘泉刘家嘴种的庄稼喜获丰收。
1945年8月，日本终于投降了，我部奉命撤出甘泉地区，赴安塞练兵在练兵期间，连指导员秦大汉同志对我讲：“何振礼同志，组织决定让你去西北步兵学校学习。”我感到没有文化，学习跟得上吗？于是我就答应了。学校就在延安，在学校里我们学习文化知识，学习毛主席的理论著作，还学习了刘伯承等军事家的军事著作。1947年蒋介石开始发动了全面内战，胡宗南率领大军进攻陕甘宁边区，为了保卫党中央，我们学校的学员全部回到自己的部队，直接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斗，我也被调任为十六团二营四连当连长，在彭德怀、贺龙等同志率领下参加了保卫延安的战斗。当时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我西北解放军仅二万余人，但是由于有党中央的直接指挥，在洋马河、青化砭等地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随后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西北野战军于1948年3月解放了西安，接着又解放了天水、武都等地。就在这时，上级通知我去西北军政大学学习，1949年结业，10月返回甘肃，分配到舟曲县任县大队长。1950年，分区又调我率队前往康县剿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消灭了阳坝、河口一带的土匪，平息了匪患。1950年1月又奉命任文县武装部长。当时武装部的工作可以说是白手起家，抗美援朝也刚刚开始，我们主要工作是征兵和训练，支援抗美援朝。由于我忙于工作，无暇顾及个人婚姻，这时，武装部政委杨森茂同志介绍我与陈爱香同志结婚，这年，我已35岁了。1954年4月组织要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并被派往银川市干部学校学习。1959年4月结业后，调文县县委工作，7月又调任药材公司担任经理，兼党支部书记，在县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干部部职工的共同努力，终于将药材公司创建成百万元资产的企业，我因年纪大了，于1972年离休。
回忆我几十年革命生涯，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在革命的征途上，我为新中国的建立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我愿在我的有生之年将自己的余热奉献给新时期的“四化”建设。（来源：县史志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