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学习教育第八次集体学习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为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理想信念，5月28日下午，成县化垭农职业中学在会议室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第八次集中学习大会。会议由党支部书记、校长雍升同志主持，支部宣传委员、副校长张文科宣讲，全体教师参加本次学习大会。

会议集中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七章——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党的历史证明，坚定的信念是战胜困难的直接动力，通过对党史的总结与学习，全体教师增强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领悟及爱党爱国的自觉性。作为新时代的奋斗者，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承担着教书育人、为国育才的重任和使命。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我们要坚持把真心、爱心献给可爱的孩子、献给伟大的党和祖国。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让我们在学习党史中赓续精神血脉，传承初心使命，用党的百年历史与优良作风凝聚奋进力量；让我们在感悟思想伟力中坚定信念、砥砺前行，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作出新的贡献。

学习资料：

第七章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动这场“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涨估计这时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的程度，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过去几年的农村“四清”、城市“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采取断然措施，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才能揭露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所谓被“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这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思想上起主导作用的原因。

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这个提纲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并向在武汉的毛泽东汇报后，于2月12日转发全党。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与批判《海瑞罢官》大体同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遭到诬陷，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加以“篡军反党”等罪名，遭到软禁。1966年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于是，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工作。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1512人。当时，全国有党员2200万人，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以至基层党组织大都没有恢复或建立，绝大多数党员还没有恢复组织生活。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鹏，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酿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而对于党应该怎样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献却根本不予挪。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大会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江青帮派中的骨干和亲信占半数以上，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许多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因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二、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党的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国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胞队伍、整党、精简机构、革命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含“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也含有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向。但是，“斗、批、改”实际上是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在各个领域具体化，结果是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继续紧张，引起动乱的因素更加深化。从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三、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1974年1月，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利用“批林批孔”搞乱社会的图谋有所察觉，对“批林批孔”运动作出限制性规定，并在中央领导层提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的问题。这年下半年，毛泽东先后提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四人帮”再次搞乱全国的图谋受到抑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这时，毛泽东提议由已在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并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的邓小平，出任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四人帮”极为不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借风庆轮事件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遭到邓小平坚决抵制。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毛泽东当即批评了王洪文。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批评“四人帮”，重申“总理还是总理”，并进一步提出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这对江青的“组阁”企图落空起了重要作用。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再次引到发展经济、振兴国家的事业上来。这是饱受“文化大革命”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最强烈的愿望。四届全国人大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人员，为邓小平随后主持国务院工作奠定了基础。但这次大会通过的报告、决议和宪法，未能摆脱“左”倾错误的影响。

四、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1976年1月8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逝世，在人民群众中引起巨大的悲痛。“四人帮”不仅发出种种禁令压制悼念活动，而且加紧展开了对邓小平的“大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广大群众的悲痛心情迅速转化成愤怒的情绪，并进而转变为强烈的反抗行动。自3月下旬起，南京、杭州、郑州、西安等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首都人民也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4月4日清明节这一天，聚集了200多万京内外群众的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达到高潮。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共和国历史上罕见的“花山诗海”中慷慨陈词，深切怀念周恩来，怒斥“四人帮”迫害周恩来、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出现了一人振臂，万人应和，震天动地的感人场面。当时在广场上争相传抄、凝聚着爱和恨的那些诗词、传单，庄严地表达了人民群众要求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心声。当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李先念未参加），天安门广场的事态被定为反革命事件。4月5日，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的数万群众同一部分民兵、警察和部队战士发生了严重冲突。一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支持邓小平所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的强大抗议运动，就这样被压了下去。尽管如此，这场全国性的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