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只是由于人类某个重大行动在此发生转向,于是此地便成为人们关注和敬仰的典范。哈达铺就是这样的地方。
历史选择哈达铺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偶然性寓于必然性之中。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哈达铺位于中央红军北上的必经之;其次,在中央红军北上的这条必经之路上,哈达铺是迎接他们的第一个大集镇;再者,哈达铺还是汉、藏交界处的第一个以汉、回族居民为主的大集镇这就为中央红军在这里进行精神上和体力上的休整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正如黄克诚所说:“我们自5月中旬进入藏区以来,就始终见不到一个老百姓,这对于一向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情同鱼水的红军部队来说,不免有孤独无依之感。到了哈达铺之后,看到遍地都是老百姓,红军战士如鱼得水,高兴的心情实在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黄克诚描述的情景,我在其他我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中也见到类似的说法。
哈达铺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圆几十里内最大的集镇,一则有历史原因,自明代就开始在此设镇;二则有特产因素,这里是中药材当归的集散地,著名的“岷归”就产于此。由于盛产中药材,故哈达铺商人较多,而商贸机会的繁多,就不得不在此建立了邮政代办所,以方便信息和金融的往来。杨得志的战友黎林就曾经在这里碰到过一个专职“跑邮政的人”。正是这个邮政代办所及其储存的报纸,为中央红军实施重大转折准备和提供了必要的信息。既然中央红军必经哈达铺,那它就必定会从这里获得所需信息。这就是历史选择哈达铺的必然性。
1984年上半年,我在重走范长江30年代采访西北的路线时,曾经到过达铺，并在此住了2天。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乡长吴克明和乡党委书记赵诚陪我一道踏寻红军遗迹的情景,他们告诉我:解放前,哈达铺光是经销药材的大字号商铺,就有10余家,每年经销当归70多万斤。哈达铺产的眠当,历来是贡献皇帝的贵重礼品。在他们的指点下,我找到了当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居住的“义和昌”药材铺后院,还参观了已毁于50年代的邮政代办所遗址。徘徊于遗址周围,真是让人感慨万千:如果当年没有这个邮政代办所及其储存的报纸,中央红军说不定还要走一段弯路。
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初提出的问题。通过以上各个角度的分析,我的判断是:其一,依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中央红军是无法看到1935年9月15日这一天的《大公报》的。其二,中央红军到陕北的决定,首先是源于《山西日报》，其次是因于《大公报》等其他国民党报纸。其三,《大公报》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贡献性选择,既非垄断,也非独家;不是1935年9月15日的一则报道，而是在这一个半月以前的多则报道进一步增强了中央红军决定到陕北去的信心和决心。其四,过于轻率的结论,是经不起历史真实检验的,并且多少有些大言不惭的意味。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廓清这段历史真相,不仅对新闻史和《大公报》史的研究是有益的,而且对党史和军史的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供稿：张锦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