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期
“利苍之印”与长沙马王堆二号汉墓
主人事迹补正
一、“利苍之印”与《史》《汉》两表
《陇南金石校录》(第二册)金器铭文两当县条著录有汉“利苍之印”一枚，印文曰“利苍之印”，“说明”按：“龟鈕铜印。两当显龙出土。印长、宽均为二.六厘米。”《校录》对“利苍之印”主人和出土地点未置一词。
马王堆汉墓自1973年开始发掘，经学界长期研究情况已比较明朗，其为西汉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一、二和三号墓分别为辛追、利苍和利豨墓葬。《史》《汉》於利苍无传，其主要事迹赖《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和《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得以传世，然两表限于体例於利苍事迹着墨无几，后世难窥利苍生平和受封轪侯之“侯状”。《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号谥姓名”栏载：“轪侯黎朱苍”，“侯状户数”栏载：“以长沙相侯，七百户”，“始封”栏载：“二年四月庚子封，八年薨。”《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与此略同，但轪侯作“利仓”，与《汉书》相异。学界对此早有关注，马雍梳理《史记》《汉书》《水经注》《通志》诸书中轪侯作“利仓”“朱仓”“黎朱苍”“来苍”后认为，应从《史记》《水经注》作“利”，“仓”通“苍”，其他均为字形相似而导致的版本传抄之误。《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显示，二号汉墓即利苍墓葬出土玉质私印一枚，印章呈方形，长宽各2厘米，印文为阴刻篆体“利苍”二字，两当“利苍之印”与马王堆“利苍”私印可证《史记》《水经注》无误。
利苍之饮
长沙丞相图版
然则长沙相“利苍之印”为何会出现在两当呢？《汉书·地理志》武都郡下有故道县，《史记·高祖本纪》载：“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同书《曹相国世家》亦载：“从还定三秦，初攻下辩、故道、雍、斄。”《汉书》记载与此略同。《元和郡县图志》载：“两当县，本汉故道县地，属武都郡。汉高祖引兵从故道出袭雍，谓此也。”汉故道县其治在今两当县境内，周振鹤认为项羽分封十八诸侯时属雍王章邯，那么“利苍之印”必然就是利苍本人亲历从故道还定三秦之战时的遗物。“利苍之印”属私人印章，在战争中遗失印章是常见之事，夏侯婴曾在一次战争中“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匮。”《梦溪笔谈》亦称：“今人于地中得古印章，多是军中官。古之佩章，罢免迁死皆上印绶，得以印绶葬者极稀，土中所得，多是没于行阵者。”利苍在故道遗失印章是否暗示初攻故道的战事局部失利不得而知，但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和《汉书·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封侯百余人而无利苍来看，其在还定三秦及楚汉战争中功绩不显。
二、利苍的抉择：慕从入汉与还定三秦
以往对利苍生平事迹的研究限于史料均未认识到其参与了汉初还定三秦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马雍认为利苍受封轪侯完全是因任长沙相的官职，在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中不曾有重大战功，马王堆简报》则通过比较利苍的继任者“醴陵侯越”“以卒从汉王二年初起栎阳”的“侯状”认为其是汉家亲信，而利苍及其前任义陵侯吴郢在“侯状”栏仅书官职而没有与“醴陵侯越”有类似的功绩，质疑二者的来历，这些论断均有偏差。李开元先生补撰《史记·轪侯利苍列传》曰：“秦末天下大乱，秦鄱阳令吴芮举兵反秦，响应楚国复国。利苍及利氏一族，出山归附吴芮，成为部下的将领，随同征战。项羽消灭秦军主力，率领诸侯进入关中，利苍跟随吴芮，有从入关灭秦之功。项羽分封天下，封吴芮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利苍为衡山王将，遂吴芮之国。”《利苍传》所本者当系《史记·项羽本纪》和《汉书·吴芮传》等，然《史》《汉》均未言利苍何时归附吴芮和从吴芮就国之事。《项羽本纪》载：“鄱阳郡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吴芮传》载：“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既然如此，利苍是否为吴芮旧部和何时归附都于史无徵，换言之,仅据利苍于惠帝二年以长沙相受封轪侯来逆堆其属于吴芮旧部是不充分的。
项羽起事于吴中，按《项羽本纪》明确记载其自起兵至关中分封诸王征兵收卒有四次，时间均在秦二世元年九月之后，一为“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此谓“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者。二为“东阳少年杀其令……县中从者得二万人……以兵属项梁。”东阳为临淮郡属县，此为渡江而西首次益兵。三为“项籍渡淮，黥步、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黥步列传》载：“黥步者，六人也……布已论输骊山……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布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闻项梁定江东会稽，涉江而西……英布、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按《汉书·地理志》，英布为汉庐江郡六县人，番君吴芮为汉豫章郡鄱阳人，两者既号称群盗，藏匿裹挟之众籍贯必然复杂不纯，但以秦汉之际宗亲聚族而居的情况推测，英布与番君吴芮的兵员籍贯当以上述两郡及接壤的江夏郡为主，此三郡原为秦九江郡分置，蒲将军虽无考，但料其不出此范围，而据王利器先生考证，利苍是江夏郡竟陵县人氏。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项羽益兵人数达六、七万之多，远超前两次之和，若推论无误，那么利苍正是随英布、蒲将军加入项羽军麾下的。四为“项梁已并秦嘉军。”秦嘉，《汉书·高帝纪》载：“东阳甯君、秦嘉立景驹为楚王。”东阳属临淮郡，秦嘉军当以东阳县为主。项羽至鸿门已拥兵至四十万，项羽起兵吴中时兵员确以吴中籍为主，但渡江而西后经几次扩充后已兼有江东和江西之兵，这当然包括随之入关中的番君吴芮在内的的各路诸侯兵力。
刘邦发迹沛丰，《盐铁论·国疾篇》载：“高皇帝龙飞凤举于宋、楚之间，山东子弟萧、曹、樊、郦、滕、灌之属为辅。”刘邦“山东子弟”之意义与项羽“江东子弟”相当，显然刘项两人于起事初期在兵员籍贯构成上有显著区别。但值得注意的是，刘邦曾三次收编项氏兵员,一是秦二世二年四月“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将十人。”二是秦二世二年九月项梁战殁后，怀王“而遣沛公西略各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三是汉高祖二年四月，“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项羽使士卒和慕从者从刘邦入蜀汉，《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均有记载，当无误。刘邦至霸上有军十万，然其就国之时却只有士卒三万和慕从者数万，这表明项羽在关中分封时对各路诸侯王的兵力进行过重大调整，明乎此则难以遽断此前利苍在刘邦或项羽阵营，但关中分封诸王时利苍必在关中无疑。
诸家均认为项羽分封吴芮为衡山王后，利苍作为吴芮旧部必然随其就国，但“利苍之印”的发现证明利苍并未就国衡山王，而是随从刘邦入蜀汉并参加了还定三秦的战争。《史》《汉》虽未显露利苍为何随刘邦入蜀汉和刘邦是如何安抚和利用数以万计的慕从者的，但淮阴王韩信的事迹使得探讨这一问题成为可能。《韩信传》载：“及项梁度淮，信乃仗剑从之，居戲下，无所知名。梁败，又属项羽，为郎中。信数以策干项羽，羽弗用。汉王之入蜀，信亡楚归汉，未得知名，为连敖……汉王以为治栗都尉，上未奇之也。”韩信就是项羽关中分封后数以万计的慕从刘邦入蜀汉者之一，然其起初并未得到刘邦的重用，“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不我用，即亡。”韩信在蜀汉的遭遇乃是慕从者们的一个注脚，利苍在关中分封后选择弃楚归汉，但慕从者因功薄资浅没有得到高官嘉爵应该是普遍的，“至南郑，诸将道亡者数十人”，“诸将”逃离必然带走大量士卒是可想而知的。利苍作为慕从者被授予何职已无考，但从其遗失印章推测其可能为冲锋陷阵的中下级军官。
三、长沙相与长沙国的独存
利苍在还定三秦及楚汉相争时未有显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其未随衡山王就国的微妙背景促使我们重新检视汉初异姓王存废的另类面相。《汉书》赞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异性而王者八国。张耳、吴芮、彭越、黥步、臧荼、卢绾与两韩信，皆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张耳以智全，至子以失国。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绝嗣，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楚汉之际刘邦为笼络诸侯战胜项羽先后分封异姓王八人，然在其定鼎之后除国者七，唯独长沙王岿然不动传至五世而国除，以往的研究认为长沙国不废的原因有三：一是沙国地狭国弱不足以对汉朝构成威胁；二是长沙国始终忠于汉室；三是长沙国与南越接壤，其存在可以作为汉朝与南越的缓冲地带；王勇在一一驳斥以上论断后，从长沙国建立过程的视角比较其与其他异姓王国的异同，认为汉初保留长沙国的主要原因在于利用吴芮在百越民族中的威望和其适宜南方气候的军队，阻挡南越北犯和平定南越，故南越一日不平则长沙国不废。其实，此论虽有新见即发现了长沙国具有的独特价值但本质上仍未突破长沙国为汉朝与南越缓冲地带的窠臼，所谓缓冲地带谓进可攻退可守，若进攻南越的时机成熟，汉朝必然会利用长沙国的诸种优势。
实际上，长沙国在“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盟誓背景中存而不废的关键原因在于其由汉朝委派的强有力的丞相对长沙国的全面掌控。汉初诸侯王相是汉朝中央对诸侯王制度的重要安排，其控制了诸侯王国的行政、军事和财政等几乎所有的重要权力命脉。《汉书·百官公卿表》对诸侯王相职责记载曰：“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又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可见，诸侯王与诸侯相是君臣之礼，但丞相是汉朝中央所置，在诸侯王国官员体制中处于最核心的位置，内史、中尉等虽分职而治但终究难以绕过丞相，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利苍与长沙王是何关系及其何以担任长沙相《史》《汉》失载，但从汉初分封异姓王的历史背景和动机考察，诸侯相均为异姓王之故旧亲信。楚汉之际刘邦迫于时势和出于笼络异姓侯的需要，从汉元年二月至汉五年正月，先后分封燕王臧荼、韩王韩信、齐王（楚）韩信、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梁王彭越和长沙王吴芮八国七王， 其中燕王臧荼为项羽旧分，赵王张耳、淮南王英布和长沙王吴芮为项羽分封之改封，刘邦新封者为韩王韩信、齐王（楚）韩信和梁王彭越，旧封和改封之诸侯王本质上是对项羽分封既定实事的承认，刘邦于改封之时无力干预异姓诸侯王国内重要官员的委任，实事上就是项羽在关中分封之时亦无法做到，史称“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异姓诸侯王以故旧亲信自置丞相应该是普遍的。至于刘邦新封异姓诸侯王相之委任试以齐王韩信析之，韩信在平定齐地后遣使臣请求王齐地称：“齐夸诈多变，反覆之国，南边荒楚，不为假王以填之，其势不定。今权轻，不足以安之，臣请自立为假王。”此举引得刘邦大怒，但经张良和陈平分析了楚汉形势后还是遣前者立其为齐王，分封梁王彭越是在固陵之败后“诸侯兵不从”和彭越定梁地的窘境下做出的无奈之举。以常理度之，既然异姓诸侯王都是以改封和“自请”的方式被迫承认的，那么刘邦无论如何是难以安置心腹去任职诸侯王相的，换而言之，其时诸侯王和诸侯相是高度统一的利益共同体。楚汉之际分封的异姓诸侯王限于国祚旋失，已难以考证两者之间的关系，所幸《汉书》载赵王与其相的关系，张耳早时尝与刘邦从游，后为项羽分封为常山王，被陈余击败后归刘邦，汉四年夏立为赵王，汉五年秋卒，其间张苍为赵相。张苍秦二世四年从刘邦攻南阳，参加了入武关和还定三秦等重大事件，史称：“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可见，张苍是与萧何、韩信等并列的汉朝缔造者之一，在吕后和文帝时期又担任御史大夫和丞相之重任，其无疑属于汉初军功受益阶层中的核心成员，张苍任赵相自然负有监视和控制赵国的特殊使命，其实，汉朝对赵国的安抚和控制还体现在赵王张敖尚刘邦长女鲁元公主上。即便如此，“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旦暮自上食，体甚卑，有子壻礼。高祖箕踞骂詈，甚慢之。赵相贯高、赵午年六十余，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说敖曰：‘天下豪杰并起……请为王杀之’。”赵相贯高和赵午是否为汉朝所置不得而知，但其为故主张耳之故旧亲信乃至为赵王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谋刺汉帝或可折射出汉初异姓诸侯王相与汉朝貌合神离的状态，其与诸侯王利益捆绑紧密是显而易见的。
太史公称高祖时汉朝为诸侯王独置丞相，检阅《史》《汉》异姓诸侯王相多不载其是否为汉朝为置，在上述八国异姓王中明确为汉置相者仅赵相张苍一例，
其后赵相贯高和赵午为张耳故旧，虽无法确知其是否为汉所置，从其谋刺汉帝的举动看可能非汉朝委任，太史公之说或许仅针对刘氏同姓王而言。
诸侯王相作为统领诸侯王百官的核心人物竟看不到其在维护汉朝利益方面发挥任何积极作用。如淮阴侯韩信、淮南王英布和梁王彭越之谋反均不见其相有任何作为，而为汉朝告密者皆为舍人、中大夫和太仆，此种普遍现象可以认为是
诸侯王相为诸侯王自置的一种自觉行为，这与汉朝分封的同姓诸侯王相殊死维护汉朝利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齐王欲发兵，其相弗听。八月丙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举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又“吴楚反，赵王遂与合谋起兵。其相建德、内史王悍不听。遂杀建德、王悍，发兵屯其西界。”究其异、同姓诸侯王相在维护汉朝利益方面的不同反应的原因乃在于前者相为其故部旧从，而后者之相乃是汉朝委派代表汉朝中央监视和控制诸侯王的流官，对汉朝中央负责。
现在来审视长沙国在汉初约定“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的盟誓下而能独存不废的原因，即长沙国相与其他异姓诸侯王相存在显著的区别，据《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长沙国有三任丞相，第一任为义陵侯吴郢，高祖九年“以长沙柱国侯”，“柱国”明显为楚国旧制，长沙王是因“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而分封的，其后孝惠二年、高后元年吴芮长子吴浅和次子吴阳“以父长沙王功侯”而受封便顷侯和沅陵侯，这与《汉书·吴芮传》“孝惠、高后时，分芮庶子二人为列侯”印证无误，那么长沙柱国吴郢就应当为吴芮之兄子。第二任长沙相为利苍，其在吴芮分封为衡山王后并未随其就国，而是从刘邦如蜀汉还定三秦，并参加了初攻故道之战，其后事迹无考，但至惠帝二年也算积功为“阅”，《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用其等曰伐，积日曰阅。”利苍正是凭借“积日曰阅”的渐进而晋升一国之相的。需要指出的是，异姓诸侯相封侯者见于史籍的极为少见，利苍封侯食邑虽不多，但其位次却还在吴浅、吴郢和吴阳之上。第三任长沙相为醴陵侯越，姓氏无考，高后元年四月受封为侯，“侯状”为“以卒起，汉二年四月其栎阳，以卒吏击项羽，为河内都尉，用长沙相侯，六百户”，醴陵侯越从刘邦比利苍稍晚，食邑户数亦比利苍为少，其继任利苍为长沙国相反映出一种不言自明分封序列和亲疏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任长沙相吴郢虽为长沙王吴臣之宗亲，但在吴臣时期，长沙国似乎与汉朝关系融洽，积极在汉朝分封问题上领衔对策，如汉六年九月，“诏诸侯王视有功者立以为燕王。荆王臣信的十人皆曰：‘太尉长安侯卢绾功最多，请立以为燕王’。”其时异姓王尚存者有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五王均是在楚汉战争中功勋者，而长沙王以诛秦之功而始封，与前者相比显然军功稍逊，此间对诏竟然拨得头筹，可谓得宠不是偶然的。在其后立同姓王吴王刘濞和燕王刘建时，长沙王吴臣均领衔对诏并被汉朝采纳，三次对诏均显示出汉朝对长沙国的倚重和信任，史称“文王芮，高祖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诸令”。相较于汉朝剪除其他异姓诸侯王的实践，汉朝与长沙国的这种状态就是解决异姓诸侯王问题的一体两面，直到第二任长沙相利苍时有所转变，如前所述，利苍为“入蜀汉定三秦者”，属于汉朝委任的亲信流官，其在任上要承担起维护汉朝利益和掌控长沙国的重任，努力充当好衔接沟通汉朝和长沙国纽带的作用。《二年月令·津关令》载：“相国长沙丞相书言，长沙地卑湿，不宜马，置缺不备一驷，未有传马，请得买马十，给置传，以为恒。”利苍卒于高后二年（前186年），此条上书可能就是长沙相利苍尽力维持汉朝与长沙国关系平衡的日常写照。明乎此，第三任长沙相醴陵侯越亦当是亲信置相政策的延续。总之，三任长沙相的委任经历了由长沙王宗亲向汉朝流官的转变，这种转变在其他异姓诸侯王相中独一无二。
汉初有军功受益阶层全面主导帝国行政、经济、军事等诸项权利说。[15]54长沙相轪侯利苍和其继任者醴陵侯越是汉朝钦定的代言人和利益维护者，其全面掌控长沙国，对长沙王的制衡作用不言而喻。
在汉初南越与匈奴并称“南劲北强”的双边格局下，长沙国虽与汉朝相隔千里但汉朝通过委任诸侯相的方式始终牢牢遥控长沙国，这与其他异姓诸侯王刺上谋反而其相难有作为的局面有天壤之别。正是汉朝委任的长沙相发挥了其肩负的职责，长沙国才有效地承担起来防御南越和拱卫汉疆的重任而不致有谋逆之举，从此种意义上来说，长沙国虽有异姓王之名实有同姓王之实。
（陇南市文广旅局传媒机构管理科供稿）
监制：高岩 责编：高剑榕 编辑：杨玉芳
